我在北大游学13年，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意的心酸，可谓酸甜苦辣，皆有体验。我初到北大时，就曾在北大图书馆遭遇过尴尬，至今回首往事，仍感慨系之。

　　1996年3月14日，我从浙江金华的农村来到北大中文系自费进修。初到北大的头几天，我仿佛闯进了精神的伊甸园。当年3月21日，我拿着北大单科进修证去北大图书馆办理借书证时，却遭遇到了尴尬。北大图书馆规定旁听生不给予办理借书证，这仿佛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凉透了我的整个身心。

　　我耐下心来，想以求知的热情去温暖那工作人员的冷漠和图书馆铁板钉钉的规定。我向工作人员介绍了我过去的特殊经历，希望他们能够给予特殊的照顾。可工作人员很是冷漠，不耐烦地说旁听生都来图书馆看书，北大图书馆早就被挤破了。

　　我无奈地走出图书馆，泪水溢满了我的眼眶。男儿有泪不轻弹，那时我确实有说不出的委屈。这是我来北京一个多星期后的第一次流泪。我来北大读书，如果图书馆都进不了，这还算得上是在学习吗？求知是平等的，但在这里我就遇到了不平等。

　　记得在上世纪20年代初蔡元培主校时，当时北大教授马叙伦就曾对蔡校长说：“人称咱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时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我们的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饭馆，里外用膳价格一个样。至于三种学生么，一是正式生，另一种就是旁听生，还有的是最近才发现的偷听生。未办任何手续，却大摇大摆地来校听课，他们多数就租房住在这‘拉丁区’里。据陈汉章老先生说，有一次他开了一门新课，平时总有十几位学生。可一到考试那天，台下只剩一人，一查，哈！原来那些全是偷听生。”蔡校长听后非常赞许。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多少还有一个旁听证和中文系的介绍信，反而进不了图书馆，我不免眷恋起提倡“平民教育”的蔡元培校长来了。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沿着未名湖畔又走了一圈。冬天未名湖的冰，坚硬如磐石。现在已开始融化，但我毕竟又看到了冰，我的心情反而好多了。久违的冰啊，南国天气变暖了，已很难看到雪。一阵风吹来，已有了一些暖意，哦，春天来了，这里不久以后就会碧波荡漾，桃红柳绿。我对未来又充满了无限憧憬和向往。

　　之后，我就忙于听课和参加北大学生的社团活动，收获也颇多。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我打电话给我的家乡前辈、原北大历史系教授、北大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楼开炤先生，他对我很理解，很快给北大图书馆的林被甸馆长打了招呼。我去图书馆找林馆长，他非常热情接见了我，并安排一位副馆长带我去外借办证处办理，才知道图书馆只要有北大教职工担保，便可以办理临时借书证。我找了担保人，交了400元押金，一年的借阅费100元，顺利办理了借书证。

　　终于领到了梦寐以求的借书证，我喜出望外。虽然押金、借阅费比本科生高出了好几倍，但只要我拥有了与北大师生同等的求知权利，我便心满意足了。

　　从此，我就闯进了“北大三宝”之一的北大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文史哲等方面的书籍，为我今后从事研究奠定了基础。

　　听说现在的北大图书馆的服务已日益完善，不论是旁听生或社会人士，只要有身份证、工作证、学生证或介绍信，便可办理临时阅览证了，交2元钱便可进图书馆整天博览群书了。估计不会再遇到我这样的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