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是一部搜奇抉怪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又是作者蒲松龄触时感世的孤愤之书。全书共八册，近五百篇。就体裁而言，一般分为短篇小说体、散文特写体和杂记寓言体三大类，就内容而言，有的是抨击封建社会政治黑暗，揭露科举制度弊端。更多的则是表现人民群众爱情婚姻的美好理想。

　　我们这里所要介绍的《狂生》篇，是一篇抨击封建政治黑暗的短篇小说。全文总共341个字，除去“异史氏日”的部分外，叙事部分只有241个字。可称得起短小精悍。用我们今天小说划类的标准来衡量，这是不折不扣的“微型小说”。《聊斋志异》中短小的篇章居多，在近500篇中，400字以内的不下200篇，其中有的只百十来字。在这些微型小说中，有一些是琐闻笔记，称不上是完全的小说，它们类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志怪小说，属残丛小语类。而《狂生》篇虽然篇幅短小，但却具有一定思想内容，又有生动的人物刻画，既能发人思考，又能给人以艺术感染，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思想和艺术的统一。

　　这篇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济宁有个狂妄的书生，家贫如洗，但很爱喝酒，并且结识了新上任、也特别善饮的刺史。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喝酒，成了朋友。狂生依仗和刺史的关系，凡是有来打官司请他帮忙的，他就吃点贿赂，在刺史面前替他们说说情。开始的时候刺史也都答应，时间一长，刺史有些讨厌他了。有一次刺史有意在公堂羞辱了狂生，狂生火了大闹公堂，刺史大怒，下令捉拿狂生，并声言要治他灭门之罪。不料狂生并无田宅，与妻子住在城墙上。因狂生无门可灭，只好把他放了，但不准再住城墙。狂生却因祸得福，朋友们爱他的狂劲，为他买了一块地，又买了一间小屋。但是从此狂生那“狂”劲儿也没有了。因为他有门可灭，害怕当官的了。以上是作品的叙事部分。

　　下面有一段“异史氏曰”。《聊斋志异》中大多数篇目的前后都有一篇“异史氏曰”，它犹如司马迁《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是作者直接发表议论的部分。这里的“异史氏曰”是蒲松龄针对狂生的故事而发的议论，原文是这样的：

　　“士君子奉法守礼，不敢劫人于市，南面者奈我何哉！然仇之犹得而加者，徒以有门在耳，吏至无门可灭，则怒者更无以加之矣，噫嘻！此所谓‘贫贱骄人’者耶，独是君子虽贫，不轻于人，乃以口腹之累，喋喋公堂，品斯下矣。虽然，其狂不可及。”这段话的意思是，读书人中的君子，尊礼守法，不敢在世上干非法之事，当官的拿他有什么办法呢？但是仇视他的还能给他加个灭门之罪，是因为他有个“门”；到了无门可灭的时候就无法给他加罪。哎！这就是俗话说的“贫贱骄人”哪！但君子虽然贫寒却不肯轻易向人索取。而狂生竟然为了吃吃喝喝，在公堂上喋喋不休，品格是低下的。不过他的狂劲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段“异史氏曰”揭示了作品的主题，表现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深刻认识，并且借“贫贱骄人”的事实，揭露、抨击了封建制度和封建官僚迫害知识分子的专横和残暴；同时对知识分子，身上残存的疾病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矛盾在《试谈短篇小说》中曾说：“短篇小说主要是抓住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来说明一个问题或表现比它本身广阔得多，也复杂得多的社会现的。”《狂生》这篇小说就完全具备了这些特点：它篇幅短小，而容量深厚；人物不多，而性格鲜明；情节简单，而离奇多变；语言精练，而含蓄丰富，收到了以小见大，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

　　小说集中写了两个人物，济宁狂生和新上任的刺史。两个人地位不同，贫富悬殊，狂生穷得家无斗米，房无片瓦，夫妻俩在城墙上居住；而刺史是高贵的州官。这一高一低，一贵一贱，本来是毫无瓜葛的。只因为狂生“善饮”，而刺史是“善饮无对”，他爱喝酒又无对手，因此狂生就成了“招饮”的对象。我们看，这是用“酒”将两个素不相识而地位悬殊的人连在一起。小说就以酒为契机，展开对两个人物的性格描写。作者在刻画这两个人物形象时，写狂生突出他的“狂不可及”。写刺史突出他的荒唐酷虐。对狂生的“狂”，作者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表现的。首先写他的“善饮”，他“家无帽石，而得钱既沽，殊不以穷厄为意。”儋，是古代家中一种盛粮食的小瓮。石，是称粮的一种计量单位，也指粮食。“家无儋石”是说狂生穷得连一瓮粮食也没有。可是只要手里有一点钱他就买酒喝，不把穷放在心上。“得钱辄沽”，饮酒无度，这是旧社会知识分子狂放无羁性格的一个典型特征。在那个时代他们有的是怀才不遇；有的是仕途坎坷，有的是嫉恨社会的黑暗又无能为力，于是便把满腔愤懑寄之于酒，借酒浇愁。蒲松龄这里没有交代狂生为什么“得钱辄沽”，但从“家无儋石”，其“妻在城堞上住”，足以说明他的穷愁潦倒，他的“善饮”是不得以的生活境况逼出来的。“殊不知以穷厄意”，是借酒来麻醉自己而已。

　　其次是写他的不甘受辱，狂生虽穷但却十分珍视自己的人格尊严，当刺史在公堂上有意轻漫他，对他送上来的帖子只是“微笑”，不置可否的时候，作品就这样写到：“生厉声曰：‘公如所请，可之；不如所请，否之。何笑也！闻之：士可杀而不可辱。他因不能相报，岂一笑不能耶！’言之，大笑，声震堂壁。”刺史的轻漫态度使狂生很恼火，对他说：你如果答应我的请求，就点头；如果不答应就摇头。你没有听说吗？士可杀而不可辱。向您求情的人故然不能登堂报恩，难道不能报答你的一笑吗?说完哈哈大笑，笑声震得大堂的墙壁翁翁作响。这位狂生狂得几乎有点忘乎所以，他只管痛快发泄，却不把刺史放在眼里。“士可杀而不可辱”是许多知识分子信守的一条崇高原则，他们宁可丢掉性命，也决不可肯让人格受到损伤。此时这句话从狂生口里说出来，似乎有点小题大做，微言耸听，但也说明他把尊严看得高于十切，尊严受到侵犯，他虽然是堂堂刺史也要进行反抗。狂生面对公堂无所顾及，厉声申斥，放声大笑，表现出对权贵的极度蔑视和嘲笑。

　　第三是写他的不畏强暴。狂生的狂妄行为激怒了刺史，“刺史怒曰：‘何敢无礼！宁不闻灭门令尹耶！’”宁不闻，难道是没听说。刺史威胁狂生说：“你怎么敢无礼！难道没听说州官有权加你一个灭门之罪吗?”而狂生听了这吓人的话之后，则竞毫无惧色，“生掉臂竞下”，大声曰：“生是无门之可灭！”他一甩袖子走了，边走边大声说，秀才我是无门可灭的。在旧社会有谁不怕当官的给加个灭门之罪呢？正是这种残酷的刑罚使千千万万的人敢怒而不敢言。而狂生不怕，不仅敢怒敢言，还敢当面给刺史以难堪。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无门可灭。谈到这里我们不仅为他的“狂”才生几分敬慕之情，对其可怜处境产生几分心酸之感。作者写狂生虽然寥寥数笔，其狂行、狂态、狂不可及的性格却栩栩如生，跃然如在眼前。狂生虽然如此之狂，但终于不再狂了，因为他有门可灭了。作品作这样处理是意味深长的，它含蓄而意味深长地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封建制度残酷压迫下的可悲命运。为衬托狂生的“狂不可及”，作品对比写了刺史的荒唐酷虐。

　　常言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按理说新刺史莅任，无论如何也要点点火的，给百姓办点实事，治理一下所辖地区。但这个“善饮”的刺史却不理政事，首先关心的是寻找喝酒的对手，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能与他对饮，就是朋友，吃吃喝喝，不分彼此。可见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到了何种程度。就因为狂生成了他的酒肉朋友，公私不分，不仅允许狂生为打官司的人说情，而且还容忍狂生从中受贿，这是一个多么荒唐、多么昏庸，把官职当儿戏的州官。不料时间一长，他对狂生厌烦了，不去依法教育他、处罚他，而是随意羞辱他。受到反抗以后，他恼羞成怒，滥施淫威，先是以灭门之罪相威胁，接着又把他抓了起来。我们看这样的堂堂刺史，待人处事，哪里还有一点是非标准？哪里有什么王法?“宁不闻灭门令尹”？这句话出自他的口，并且是用于一个无权无势的穷书生身上，足见他的无能又无耻，足见封建官僚的专横和残暴。

　　我们由狂生与刺史的这种由亲到疏，由热到冷的关系变化，看出了两个人的性格变化。刺史始而对狂生“饮而悦之”、“微笑”，进而“怒”、“羞怒”，直至“灭门”，写出他“一调脸就变”的性格特点。而狂生则是由“狂”到“畏”。他无门可灭时是“狂不可及”，有了家室就不敢再狂了。可见他的狂与不狂，是与利害联系着的。纵观狂生的言行，作者并不是对他一味的赞扬，而是有褒有贬，有爱有恨，很有分寸地写出了一个旧时代典型知识分子形象。他蔑视权贵，却又满足酒欲，和刺史成为酒肉朋友；他生活穷厄，却不想营生；他因可以“受薄贿”而依附刺史，却又因刺史的侮辱、嘲笑而大闹公堂；他狂而不妄，他有自发的反抗精神而又局限于一时的利弊。可以说这是一个具有变态心理，扭曲了性格的畸形儿。他有着封建社会里读书人的共性，他和其它读书人一样恪守“士可杀而不可辱”的信条；他与其他读书人一样，深受封建思想和科举制度的毒害，想的是读书做官，厌恶劳动；爬不上去，便只知狂饮，不能谋划生活，弄得“家无儋石”。这一点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的好吃懒做，不会营生，免不了做些偷窃的事，颇有些相似；跟《儒林外史》中的腐儒范进、周进中举前的形象也有相似之处。这是就共性而言的。

　　但狂生与其他读书人也有不同之处，孔乙己是站着喝酒唯一穿长衫的人，他爬不上去又不愿与百姓为伍，迂腐穷酸，连一个朋友也没有，单身一个人孑然而去；可是狂生性格较为放荡，较少穷酸气，有妻子，有朋友。范进中举前，胆小、懦弱，是个“烂忠厚无用的人”，因生活依靠丈人接济，在丈人面前只能“唯唯连声”，忍受脸上吐满口水的侮辱；而狂生却不然，他敢于反抗，面对刺史的侮辱、恫吓，他敢厉声说话，敢大笑，敢“掉臂竞下”，可见狂生确实比范进“狂”。狂生的“狂”与鲁迅笔下的狂人之“狂”又不相同，狂人的“狂”是迫害之狂，，是一种精神病态？这种“狂”可悲的成分占主要的；而狂生之“狂”虽不能排除社会原因，但主要是其狂放性格所致。这种“狂”是当时社会不能直言的一种反抗斗争的方式，是借狂人之口来表达在通常情况下不宜表达的思想，可敬的成分占主要的。狂生的“狂”与济公的“狂”又不尽相同，济公是表面佯狂，实际清醒，粗中有细，智勇双全，以“狂”来对付恶势力，以狂治“狂”，扫除人间不幸，斗争目的明确，态度坚决；而狂生头脑并不十分清醒。总之，蒲松龄对狂生是有褒有贬，褒的是那“狂不可及”的行止，是他那猖介耿直，不向权贵屈膝，不胁肩诌媚的骨气。他的使酒顶撞刺史，这一点倒有点像《灌仲儒记》中灌夫不肯折腰事权贵、刚直气质和不屑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的表现。但蒲松龄对狂生贬的则是他那“得钱辄沽”、“殊不知以穷厄为意”好吃懒做的坏习气。对狂生那“以口腹之累，喋喋公堂”“辄受薄贿”的坏品行是不喜欢的，微有贬意。这是说，为了吃饭问题在公堂上争吵不休，是不大应该的，这些狂的卑劣无懒行径应该批评，作者甚至叹曰“品斯下矣”！斯，卑贱也。是说狂生的品行低贱。

　　狂生性格的形成有其社会原因。首先是社会制度的黑暗、科举制度的腐败，使一些下层知识分子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对前途失去信心，形成逆反心理，不求进取，走向堕落，逐渐形成扭曲的性格。本应“穷则思变”而狂生却“殊不知以穷厄为意”。这种变态心理正是这个腐朽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其次，明清之际，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市民阶层的畸形发展，民间异端思想的崛起，富有积极反抗精神的传统，追求个性解放的民主思想也影响到了下层知识分子，培养了他们的反抗精神，也可以说是蒲松龄朴素平等思想的一种反映。同时，象狂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又受封建正统的程朱理学的影响较深，使他们仅有的一点反抗精神还带有很大的局限性。由此可见，《狂生》篇的内容的确表现比它本身广阔得多，也复杂得多的社会现象。

　　就其艺术而言，这篇小说除了它的形象生动，词语隽永之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结构完整而且严谨，情节简单而又波澜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写狂生“善饮”但家贫，难以满足，正在矛盾之时，新刺史走马上任，“招与饮”、“时共谈宴”，并且二人酒肉之交极深，狂生甚至可以替刺史处理小的公案，正当狂生“习为常”的时候，文章陡然一转，风波顿起，刺史与狂生之间侮辱与反侮辱的矛盾发生了。当刺史要治狂生灭门之罪的时候，因狂生“无田宅”只好“释之”，使读者悬起的心随之放了下来。从表面看刺史大度宽容，实际却凶残、阴险、狠毒之极；他对狂生灭门不成，又“逐不令居城垣”，又让读者为狂生安身之地而担忧。“朋友怜其狂，为买数尺地，购斗室焉。”这说明他狂得可爱，朋友因怜爱狂生的“狂”劲儿，凑钱为他买地置了房，终于狂生有了栖生之所，读者也为之宽心了。最后在叙事的基础上作者借“异史氏”之口，发表议论，收到“画龙点睛，破壁而飞”的艺术效果。作品就是这样，情节曲折有致，每到一处，初则“山重水复疑无路”，继而“柳暗花明又一村”。它正是在这跌宕起伏的情节中，以简洁的文字，展示了人物的性格特点及其发展变化。本篇结构完整、严谨，还在于有一条贯穿红线，尤为巧妙。我们知道狂生与刺史曾由“酒”而聚，成为亲昵的酒友；二人也曾因“笑”而散，成了尖锐对立的敌手。这“酒”和“笑”二字贯穿全篇，狂生贪杯嗜酒，刺史“善饮无对”；“刺史览之微笑”，狂生“掉臂”“大笑”。这“酒”和“笑”实际成了贯穿小说结构的一根红线。由于突出“酒”和“笑”这两件关键事物，这就把狂生、刺史的几个生活场面和片断联缀起来了，足见其构思之巧妙，结构之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