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已故亲人的散文：忆伯父

　　伯父在世的时候，曾经狠狠地打了我一耳光!这是他给予我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他为什么要打我呢?因为我儿时太调皮，父母即使经常揍我，也无济于事。有一天，伯父从几十里以外的他家来到我家，听说我顽性不改，他大吼三声“你到底改不改?”我倔强地回答：“不改!”他突然扬起手掌，“啪”的一声，在我脸上用力地打了一耳光，我立刻感到脸上火辣辣地疼。但我没哭!这次挨打，让我终身难忘，我也并不怨恨他。1979年我高考前夕，他曾到学校送给我2元钱的零花钱。那时，2元钱也很值钱啊!

　　伯父的嗓门很大，他是那种“人未到，声已至”的人。在文革年代，他作为一个普通农民，居然熟背毛主席的《老三篇》，毛主席语录也能脱口而出，夹杂一些孔子、孟子的话，他说话几乎就是“广播体”，一套一套的，是农村典型的义务宣传员。他教训起人来，让你根本没有还嘴的机会，你只能洗耳恭听。时间一久，远近的人们就把他当作娱乐人物了，不一定认真听他讲什么，而只对他讲话的语气和姿态感兴趣。我最佩服伯父的是他嫉恶如仇，绝对不怕邪恶势力，那些欺软怕硬的坏人在伯父那里也要忌惮他三分。他的一身正气和洪钟一样的嗓门，可以把坏人震慑住。

　　伯父有个习惯，就是半夜醒了，他就开始说话，让别人也要说话，说得天亮了他就干活去了。他的精力补充方式，就是闲坐时打瞌睡，假寐或者真眯一会，他又精力旺盛了。直到他年逾古稀了，他仍然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问题在于他的一言堂有时候使家庭气氛太严肃，我的堂兄以及堂嫂，还有几个堂侄都有点受不了他的数落。为此，我那当中学校长的堂兄颇感郁闷，后来加上血吸虫病的侵害，他英年早逝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伯父家的一大变故，也是伯父的最大悲哀。此后，他虽然也爱讲话，但毕竟话少了。

　　伯父病故以后，我总觉得他的话语还在耳边嗡嗡作响。我至今还有点纳闷，他的过于爱讲话是不是语言神经特别兴奋?是那个时代造就了他的宣传员个性?是农村无处不在的“大喇叭”诱发了他的说话天赋?总之，他与众不同，从某种程度上比今天某些到处作报告的人更有口才，比讲师还要讲师，比政工师还要政工师，甚至不比于丹、易中天的口头功夫差!

　　可贵的是，伯父是一个劳动者，他不但干各种农活，还能无师自通地编织一些竹器用具，走村串户去换点儿零花钱。这表明，他不仅仅是会说话，更能劳动，他是言行一致的人，本质上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民!

　　清明节前夕，我写下这些文字，算是对伯父的一点纪念。

　　感谢你，伯父!你的那一耳光，把我打进了北京!

　　怀念已故亲人的散文：怀念姨爹、姨妈

　　姨爹、姨妈都是善良、厚道的普通农民，也是我的亲人，他们生前对我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他们的话语曾经给我启迪。假如“外面”的人都可能对我说假话，那么姨爹、姨妈绝对不会对我说一句假话。亲人就是亲人，真心真意比黄金还珍贵。

　　1983年我大学毕业被“发配”到沙市工作，而大多数同学都留在省城或者到北京的国家机关，我显然是“走麦城”了。尤其是我在毕业前夕第一次参加考研，成绩合格却落选(多年后我才知道被某名教授的儿子取代)，再加上毕业分配不顺，我几乎要崩溃，发誓要重新考回武大。于是，我在梦中都在读外语。一次，我路过公安县的姨爹、姨妈家，留宿时候居然说梦话也是外语。次日，姨爹劝说我，要放下思想包袱，“即使不能坐在第一排，坐后面一排也可以。”他的意思是要我不一定非要当第一，人有时候需要妥协。在当时我横下一条心要考研究生之际，姨爹怕我精神出问题，因此要减轻我的压力。姨妈则鼓励我上进，认为沙市的“码头”太小了，从武汉到沙市这是“码头越来越小”，我应该继续努力，到大地方去。他俩的观点有所不同，但都是为我好。我认为他们都有道理。好在我硬是坚持下来了，1984年以绝对优势考上了研究生。我心中的愁绪立即释放了，幸好没有像姨爹担心的那样“疯了”。

　　在我赴武汉读研之前，我接姨妈和我母亲一起到沙市玩了几天，陪她们姊妹俩逛公园。姨妈感叹她的命没有我母亲的好，说我母亲培养了我这样一个“有用”的儿子。其实，姨妈也是儿女成群，有三个儿子、二个女儿，也都是帅哥美女。至于是否一定要上大学，也真不好一概而论。只是在八十年代，大学生很吃香，不像当今如此泛滥成灾。

　　后来在我带新婚妻子到姨爹、姨妈家走亲戚的时候，为是否能与妻子同睡一床还“讨论”过。因为按风俗，作为客人的夫妻不能在主人家同房，否则会不吉利。当时我是否顺从了这一风俗，现在我真还想不起来了。但这个忌讳，我印象很深。民间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讲究”，不一定有道理，却不好跨越。

　　在我自己当爸爸以后，由于生活的重压，我后来较少去姨爹、姨妈家走亲戚了。但我时刻牵挂着他们。突然有一天，姨爹去世的消息传来，我很惊讶。据说他在全部实行火葬以前，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害怕火葬。其实，这是殡葬改革宣传不到位所致，把老人吓走了。

　　2010年2月4日凌晨4点多钟，姨妈仙逝,享年八十四岁。我在北京闻讯立即寄诗一首以哀悼：

　　腊月闻电讯，人间正立春。

　　奈何年关前，挥泪送亡魂。

　　可怜一辈子，日夜为儿孙。

　　驾鹤西天去，留得血脉存。

　　两个老人走了，他们子孙满堂，也可含笑九泉了。清明时节，作此文以祭!

　　怀念已故亲人的散文：怀念舅舅和舅妈

　　舅舅、舅妈先后去世多年了。舅舅因哮喘病而去世，舅妈被胃癌夺取了生命。

　　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仍然存在于我的脑海里，仿佛他们根本就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我童年时候走亲戚，最经常去的就是舅舅、舅妈家。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兔子，第一次吃到了香香的花生，我还特别爱吃舅妈做的香肠。尤其是舅舅、舅妈从来就不烦我，尽管我是那么调皮捣蛋，他们一直对我很和蔼可亲。有一年，我二哥带我去舅舅、舅妈家走亲戚，他躲起来了，人们就哄我说他已经先回家了。我突然就倒地打滚，大哭不止，几乎要把地面折腾出一个坑!看我实在闹得不行，二哥才冒出来安慰我。可我还是不依不饶，哭闹了许久才罢休。我的倔强脾气，从那时就已露端倪。尽管我性格如此乖戾，如此不安分，舅舅和舅妈也没有怪罪我，他们是那么宽容!甚至我有一次看到表哥的一个塑料封皮的小笔记本我想拿走，被表哥及时发现而没有如愿，我感到很尴尬和羞愧，而舅舅、舅妈压根儿就没把我当“小偷”看待。小孩子看到自己没有的东西就难免想占为己有，这似乎不奇怪。后来，在我考上大学时，我的一个叔伯堂兄送了一个笔记本给我，那就不是我想要，而是被给予了。此为后话。毕竟在舅舅、舅妈家我曾经就像在自己家一样，想拿什么就拿，包括彩色蜡笔。

　　我走亲戚最难忘的还是那种“走路”的感觉。在一个县境内，分属于两个乡村，我去舅舅、舅妈家总要走山路，要过小河，所有的感情都在“走”的过程之中。

　　在我大学时代写的日记里，有一则特殊的日记，记录了我和舅舅一起走路的情景。

　　1981年8月16日 星期日 晴

　　夕阳西下，我和舅舅踏上了山野的路径。我们一边交淡，一边欣赏着傍晚的景色，心情十分愉快，不觉脚步也轻快起来。群山染上了一层金辉，正是“满目青山夕照明”的良辰佳景。野草树丛散发的幽香，在晚风中流浪，沁人心脾。远处的山岭上，几个牧童骑着牛在缓缓地挪动。不时传来“哞——”“哞——”的牛叫声，牧童的嘻笑声，回响在山间。山谷里，层层的梯田荡漾着晚稻秧绿色的浪。我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存在，我的心和这一切融为一体了。舅舅虽然是一个冷静的老人，但此刻他也很兴奋。他忽然用手指着太阳落山的地方，问我：“你看!那块云像什么?”我凝视着那块被镶上金边的云，脱口叫道：“真像一峰骆驼，那上面好像还骑着一个人!”舅舅笑了，拍着我的头说：“嗯，眼力还不错!”我的兴致这时又移到了天空，只见满天稀疏的云，像大海翻卷的浪花，湛蓝的天空就是无涯的海水。我仿佛听见了海潮声在耳边喧响，浪花在飞溅……变幻无常的苍穹任我想象、遐思。

　　我们走过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婉蜒的小路伸进一片树林又一片树林。暮色跟着我们的脚步悄悄地笼罩了田野，起伏的山峦变得幽暗了。路边的草丛蟋蟀时断进续地哼着单调的歌，大概是为我们的脚步声伴奏的吧?这里那里的零散的农舍闪着灯光，一点一点地分布在树林里、山坡上，被我们一一抛在身后。天空的星星窥视着山野间的夜行者，眨着迷惑的眼睛。

　　舅舅的家快到了，我们不由得加速地前行……

　　这篇日记是一个暑假期间写的，我那时只有19岁，是武汉大学二年级学生。舅舅先是到我家来做客，我再陪他一起回去。路上，一个舅舅和外甥相谈甚欢、亲密无间。这美好的时光，永远定格在那个夏日的午后和黄昏。

　　在我的记忆里，舅舅那高高的额头充满了智慧，他确实有种贵族气派。他喜欢阅读书籍。可他不是那种投机钻营的人，虽然土改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但他“一切听从党安排”，甘心在生产队里的棉花加工厂做一个平凡的“轧花员”，也没去谋个官位。长年累月与棉花打交道，他患了哮喘的职业病。最后，他就是被这种疯狂咳嗽的病害苦了。如果没有这个老毛病，他完全可以更加长寿!

　　我的舅妈非常慈祥，就是有点脸色苍白。她的声音非常悦耳，口音与我们不一样。在湖北松滋，八里不同音，音调差别很大。她的烹调手艺非常好，做的饭菜色香味俱全。没想到，她居然患了胃癌!真是老天太不厚道，让舅妈受了很剧烈的疼痛。我还有个遗憾是，舅妈似乎不爱走动，她不怎么喜欢串门，所以印象中她极少到我们家来做客。也是的，舅妈特别爱干净，我家人口众多，太杂乱，她来了也呆不住。

　　多少年过去了，我还怀念着舅舅、舅妈家过年期间那温暖的炉火，那屋后的山坡，那门前的菜园和水塘。沙沙的松树林，把阵阵松涛还依稀送到我的耳边……

　　亲爱的舅舅、舅妈，我永远爱你们!愿你们在天堂永远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