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1952年2月13日生于中国台湾高雄大寮乡眷村，现代作家、曾为中华民国文化部部长。1974年毕业于国立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国求学，后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1] 1988年迁居德国，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授。1994年，出版《人在欧洲》。

　　《为谁》

　　我不懂得做菜，而且我把我之所以不懂得做菜归罪于我的出身，我是一个外省女孩;在台湾，外省其实就是难民的意思。外省难民家庭，在流离中失去了一切附着于土地的东西，包括农地、房舍、宗祠、庙宇，还有附着于土地的乡亲和对于生存其实很重要的社会网络。

　　因为失去了这一切，所以难民家庭那做父母的，就把所有的希望，孤注一掷地投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头。他们仿佛发现了，只有教育，是一条垂到井底的绳，下面的人可以攀着绳子爬出井来。所以我这个难民的女儿，从小就不被要求做家事。吃完晚饭，筷子一丢，只要赶快潜回书桌，正襟危坐，摆出读书的姿态，妈妈就去洗碗了，爸爸就把留声机转小声了。背《古文观止》很重要，油米柴盐的事，母亲一肩挑。

　　自己做了母亲，我却马上变成一个很能干的人。厨房特别大，所以是个多功能厅。孩子五颜六色的画，贴满整面墙，因此厨房也是画廊。餐桌可以围坐八个人，是每天晚上的沙龙。另外的空间里，我放上一张红色的小矮桌，配四只红色的矮椅子，任谁踏进来都会觉得，咦，这不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客厅吗?

　　当我打鸡蛋、拌面粉奶油加砂糖发粉做蛋糕时，安德烈和菲利普就坐在那矮椅子上，围着矮桌上一团新鲜可爱的湿面团，他们要把面团捏成猪牛羊马各种动物。蛋糕糊倒进模型，模型进入烤箱，拌面盆里留着一圈甜软黏腻的面糊，孩子们就抢着用小小的手指去挖，把巧克力糊绕满了手指，放进嘴里津津地吸，脸上也一片花糊。

　　我做菜变得很会有效率。食谱的书，放在爬着常青藤的窗台上，长长一排。胡萝卜蛋糕的那一页，都快磨破了;奶酪通心粉、意大利千层面那几页，用得掉了下来。我可以在十分钟内，给四个孩子，那是两个儿子加上他们不可分离的死党，端上颜色漂亮而且维他命ABCDE加淀粉质全部到位的食物。然后把孩子塞进车里，一个送去踢足球，一个带去上游泳课。中间折到图书馆借一袋儿童绘本，冲到药房买一只幼儿温度计，到水店买三大箱果汁，到邮局去取孩子的生日礼物包裹同时寄出邀请卡然后匆匆赶回足球场接老大，回游泳池接老二，回家，再做晚餐。

　　母亲，原来是个最高档的全职、全方位CEO，只是没人给薪水而已。

　　然后突然想到，啊，油米柴盐一肩挑的母亲，在她成为母亲之前，也是个躲在书房里的小姐。

　　孩子大了，我发现独自生活的自己又回头变成一个不会烧饭做菜的人，而长大了的孩子们却成了美食家。菲利普十六岁就自己报名去上烹饪课，跟着大肚子、带着白色高筒帽的师傅学做意大利菜。十七岁，就到三星米其林法国餐厅的厨房里去打工实习，从削马铃薯皮开始，跟着马赛来的大厨学做每一种蘸酱。安德烈买各国食谱的书，土耳其、非洲菜、中国菜，都是实验项目。做菜时，用一只马表计分。什么菜配什么酒，什么酒吃什么肉，什么肉配什么香料，对两兄弟而言，是正正经经的天下一等大事。

　　我呢，有什么就吃什么。不吃也可以。一个鸡蛋多少钱，我说不上来，冰箱，多半是空的。有一次，为安德烈下面是泡面，加上一点青菜叶子。汤面端上桌时，安德烈，吃了两口，突然说：青菜哪里来的呀?

　　我没说话，他直追，是上星期你买的色拉对不对?

　　我点点头。是的。

　　他放下筷子，一副哭笑不得的神情，说：那已经不新鲜了呀，妈妈你为什么还用呢?又是你们这一代人的习惯，对吧?

　　他不吃了。

　　过了几天，安德烈突然说：我们一起去买菜好吗?

　　母子二人到城里头国际食品最多的超市去买菜。安德烈很仔细地来来回回挑选东西，整整三个小时。回到家中，天都黑了。他要我这做妈的站在旁边看着，不准走开喔。

　　他把顶级的澳洲牛排肉展开，放在一旁。然后把各种香料罐，一样一样从架上拿下来，一字排开。转了按钮，烤箱下层开始热，把盘子放进去，保持温度。他把马铃薯洗干净，开始煮水，准备做新鲜的马铃薯泥。看得出，他心中有大布局，以一定的时间顺序在走好几个平行的程序，像一个乐团指挥，眼观八方，一环紧扣一环。电话铃响。我正要离开厨房去接，他伸手把我挡下来，说：不要接不要接。留在厨房里看我做菜。

　　红酒杯，矿泉水杯，并肩而立。南瓜汤先上，然后是色拉，里头加了松子。主食是牛排，用锡纸包着，我要的四分熟。最后是甜点，法国的souffl。

　　是秋天，海风徐徐地吹，一枚浓稠蛋黄似的月亮在海面上升起。

　　我说：好，我学会了，以后可以做给你吃了。

　　儿子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认认真真地说：我不是要你做给我吃。你还不明白吗?我是要你学会以后做给你自己吃。

　　《山路》

　　五万人涌进了台中的露天剧场;有风，天上的云在游走，使得月光忽隐忽现，你注意到，当晚的月亮，不特别明亮，不特别油黄，也不特别圆满，像一个用手掰开的大半边葡萄柚，随意被搁在一张桌子上，仿佛寻常家用品的一部分。一走进剧场，却突然扑面而来密密麻麻一片人海，令人屏息震撼：五万人同时坐下，即使无声也是一个隆重的宣示。

　　歌声像一条柔软丝带，伸进黑洞里一点一点诱出深藏的记忆;群众跟着音乐打拍，和着歌曲哼唱，哼唱时陶醉，鼓掌时动容，但没有尖叫跳跃，也没有激情推挤，这，是四五十岁的一代人。

　　老朋友蔡琴出场时，掌声雷动，我坐在第二排正中，安静地注视她，想看看又是好久不见，她瘦了还是胖了?第一排两个讨厌的人头挡住了视线，我稍稍挪动椅子，插在这两个人头的中间，才能把她看个清楚。今晚蔡琴一袭青衣，衣袂在风里翩翩蝶动，显得飘逸有致。

　　媒体涌向舞台前，镁光灯烁烁闪个不停。她笑说，媒体不是为了她的歌而来的，是为了另一件事。然后音乐静下，她开口清唱：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蔡琴的声音，有大河的深沉，黄昏的惆怅，又有宿醉难醒的缠绵。她低低地唱着，余音缭绕然后戛然而止时，人们报以狂热的掌声。她说，你们知道的是我的歌，你们不知道的是我的人生，而我的人生对你们并不重要。

　　在海浪一样的掌声中，我没有鼓掌，我仍旧深深地注视她。她说的事，是五十九岁的导演杨德昌的死。她说的人生，是她自己的人生;但是人生，除了自己，谁可能知道?一个曾经爱得不能自拔的人死了，蔡琴，你的哪一首歌，是在追悼;哪一首歌，是在告别;哪一首歌，是在重新许诺;哪一首歌，是在为自己做永恒的准备?

　　挡了我视线的两个人头，一个是胡志强的。一年前中风，他走路时有些微跛，使得他的背影看起来特别憨厚。他的身边紧挨着自己大难不死的妻，少了一条手臂。胡志强拾起妻的一只纤弱的手，迎以自己一只粗壮的手，两人的手掌合起来鼓掌，是患难情深，更是岁月沧桑。

　　另一个头，是马英9的。能说他在跟五万个人一起欣赏民歌吗?还是说，他的坐着，其实是奔波，他的热闹，其实是孤独，他，和他的政治对手们，所开的车，没有R挡，更缺空挡。

　　我们这一代人，错错落落走在历史的山路上，前后拉得很长。同龄人推推挤挤走在一块，或相濡以沫，或怒目相视。年长一点的默默走在前头，或迟疑徘徊，或漠然而果决。前后虽隔数里，声气婉转相通，我们是同一条路上的同代人。

　　蔡琴开始唱《恰似你的温柔》，歌声低回流荡，人们开始和声而唱：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

　　让它淡淡的来让它好好的去

　　我压低帽檐，眼泪，实在忍不住了。今天是七月七号的晚上，前行者沈君山三度中风陷入昏迷的第二晚。这里有五万人幸福地欢唱，掌声、笑声、歌声，混杂着城市的灯火腾跃，照亮了粉红色的天空。此刻，一辈子被称为才子的沈君山，一个人在加护病房里，一个人。

　　才子当然心里冰雪般的透彻：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回家》

　　三个兄弟，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这回摆下了所有手边的事情，在清明节带妈妈回乡。红火车站大厅里，人潮涌动，大多是背着背包、拎着皮包、推着带滚轮的庞大行李箱、扶老携幼的，准备搭九广铁路北上。就在这川流不息的滚滚红尘里，妈妈突然停住了脚。

　　她皱着眉头说：这，是什么地方?

　　哥哥原来就一路牵着她的手，这时不得不停下来，说：这是香港。我们要去搭火车。

　　妈妈露出惶惑的神情，我不认得这里，她说：我要回家。

　　我在一旁小声提醒哥哥，快走，火车要开了，而且还要过海关。

　　身为医生的弟弟本来像个主治医师一样背着两只手走在后面，就差身上没穿白袍，这时一大步跨前，对妈妈说：这就是带你回家的路，没有错。快走吧，不然你回不了家了。说话时，脸上不带表情，看不出任何一点情绪或情感，口气却习惯性地带着权威。三十年的职业训练使他在父亲临终的病床前都深藏不露。

　　妈妈也不看他，眼睛盯着磨石地面，半妥协、半威胁地回答：好，那就马上带我回家。她开步走了。从后面看她，身躯那样瘦弱，背有点儿驼，手被两个儿子两边牵着，她的步履细碎，一小步接着一小步往前走。

　　陪她在乡下散步的时候，看见她踩着碎步戚戚低头走路，我说：妈，不要像老鼠一样走路，来，马路很平，我牵你手，不会跌倒的。试试看把脚步打开，你看──我把脚伸前，做出笨士兵踢正步的架势，你看，脚大大地跨出去，路是平的，不要怕。她真的把脚跨大出去，但是没走几步，又戚戚低头走起碎步来。

　　从她的眼睛看出去，地是凹凸不平的吗?从她的眼睛看出去，每一步都可能踏空吗?弟弟在电话里解释：脑的萎缩，或者用药，都会造成对空间的不确定感。

　　散步散到太阳落到了大武山后头，粉红色的云霞乍时喷涌上天，在油画似的黄昏光彩里我们回到她的卧房。她在卧房里四处张望，仓皇地说：这，是什么地方?我指着墙上一整排学士照、博士照，说：都是你儿女的照片，那当然是你家喽。

　　她走近墙边，抬头看照片，从左到右一张一张看过去。半晌，回过头来看着我，眼里说不出是悲伤还是空洞──我仿佛听见窗外有一只细小的蟋蟀低低在叫，下沉的夕阳碰到大武山的棱线、喷出满天红霞的那一刻，森林里的小动物是否也有声音发出?

　　还没开灯，她就立在那白墙边，像一个黑色的影子，幽幽地说：不认得了。大武山上最后一道微光，越过渺茫从窗帘的缝里射进来，刚好映出了她灰白的头发。

　　火车滑开了，窗外的世界迅疾往后退，仿佛有人没打招呼就按下了电影胶卷快速倒带，不知是快速倒往过去还是快速转向未来，只见它一幕一幕从眼前飞快逝去。

　　因为是晚班车，大半旅者一坐下就仰头假寐，陷入沉静，让火车往前行驶的轰隆巨响决定了一切。妈妈手抓着前座的椅背，颤巍巍站了起来。她看看前方，一纵列座位伸向模糊的远处;她转过身来看往后方，列车的门紧紧关着，看不见门后头的深浅。她看向车厢两侧窗外，布帘都已拉上，只有动荡不安的光，忽明忽灭、时强时弱，随着火车奔驰的速度像闪电一样打击进来。她紧紧抓着椅背，维持身体的平衡，然后，她开始往前走。我紧跟着亦步亦趋，一只手搭着她的肩膀，防她跌倒，却见她用力地拨开我的手，转身说，你放我走，我要回家。天黑了我要回家!她的眼睛蓄满了泪光，声音凄恻。

　　我把她抱进怀里，把她的头按在我胸口，紧紧地拥抱她，也许我身体的暖度可以让她稍稍安心。我在她耳边说，这班火车就是要带你回家的，只是还没到，马上就要到家了，真的。

　　弟弟踱了过来，我们默默对望;是的，我们都知道了：妈妈要回的家，不是任何一个有邮政编码、邮差找得到的家，她要回的家，不是空间，而是一段时光，在那个时光的笼罩里，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笑闹、厨房里正传来煎鱼的滋滋香气、丈夫正从她身后捂着她的双眼要她猜是谁、门外有人高喊限时专送拿印章来

　　妈妈是那个搭了时光机器来到这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