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经典而又简短的名人励志故事都是很值得我们抽出时间来细细品读的，那么经典简短的名人励志故事都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吧。

　　故事篇1：李佳明从少年轻狂到阳光主持

　　李家3个孩子，佳明是惟一的男孩儿。父亲是电子高级工程师，母亲是一家工厂的管理员。8岁那年，父母带着孩子们从新疆库尔勒回到了四川省绵阳市。

　　上高中时，佳明选择的是理科班。因为特别喜欢文艺，普通话也说得不错，他经常活跃在学校的舞台上，主持晚会比赛什么的。渐渐地，佳明生出了要考北京广播学院，将来做一名主持人的念头。而且，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

　　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遭到了坚决反对。可是，佳明却铁了心要考北京广播学院。双方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年轻气盛的李佳明暗自决定：偷偷报考北京广播学院。正当佳明准备将所有志愿都填写为北京广播学院时，一纸明文规定让他傻了眼：那年的北广不招理科生。情急之下，他决定报考四川师范大学的一个影视表演班。

　　为怕父母反对，佳明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悄悄地去参加了考试。考完后，招考老师觉得他挺不错，可以录取。因为要交2800元的学费，佳明最后不得不向父母摊牌了。父母一听就急了：“辛辛苦苦地读了这么多年书，马上就要高考了，你却要去念那个没有文凭的什么表演班。你知道不上大学意味着什么吗?你想过你自己的将来吗?”

　　任凭父母怎么说，李佳明就是认准了这条道儿。母亲生气地说：“行，你有本事自己去找学费，我们一分钱也不会给你。”佳明的犟劲儿也上来了;“如果你们不让我去上，我就不参加高考了。”离高考只剩下3个月时，他退学了。

　　退学后的佳明决定去借钱。但一个高三的学生去跟别人借钱，难度可想而知。费了半天劲儿，求了不知多少人，他才借到500元。看着儿子的倔犟，母亲心软了，她将学费轻轻地放在了佳明手上。就这样，李佳明放弃了高考，从绵阳来到成都，开始追求自己的梦想。

　　两年后，佳明从影视表演班毕业了。正当他踌躇满志地准备干一番事业时，却发现，以他的学历，根本找不到一个稳定的工作，只能东拼西凑地生活。后来经朋友推荐，他来到四川电视台，在一个每周只播出一次的农村节目中担任主持人，而且还是临时性的。他至今不能忘记第一次出镜时的情景。那次，他穿了一件女式的花毛衣，里面穿了一件白衬衣，白衬衣的领子翻在外面。现在回想起来那样子真是惨不忍睹，但他当时着实激动了一阵。

　　作为临时工，佳明每月的工资只有400元，买出镜时穿的衣服和化妆品都要自己掏腰包，那点钱根本无法维持他的生活。为了不给父母增添压力，他决定去打工，多挣一些钱。后来他在一家夜X会找到了一份做主持人的工作，虽然收入不多，却也由此学会了如何掌控现场。

　　转眼一年过去了，佳明所期待的大红大紫和人生际遇的改变却一直没有出现。因为一直做临时工，他主持的节目也从未得到别人的认可。而夜X会晨昏颠倒的工作和窘迫的生活，让他深深地感到离最初的梦想越来越远，他开始迷茫和动摇了。

　　一天凌晨，刚刚从夜会出来的佳明骑着自行车往住的地方赶。他骑着骑着，才猛然发觉周围的居民楼是漆黑一片，而与他擦肩而过的都是一些早起进城卖菜、卖肉的农民。他顿时觉得自己无限凄凉，一边骑车，一边流泪，不停地问自己：“当年你为什么要违背父母的意愿，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条路?”那一刻，佳明特别地想家，工作生活中的委屈一幕一幕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下了车，坐在路边失声痛哭。他想：是不是自己真的错了?自己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自作自受?从来没有这样无助过的他想回到父母身边，按照他们的期望从头再来。

　　于是，他跑到火车站，买好回绵阳的火车票。但当火车鸣笛驶来的时候，佳明又把火车票撕了。他对自己说：“这条路是你自己决定要走的，难道现在就认输吗?不，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也许坚持真的可以带来幸运的机会。1994年，成都电视台公开招聘节目主持人，佳明前去应聘，虽然当时有两千多人竞争，但他对自己的实力充满了信心。经过面试、笔试，初试、复试，最后只剩下15个人，而录取的名额是10个。佳明相信自己就在这10个人之中。于是，他开始欢天喜地地收拾起行囊来。

　　一个星期后，电视台打来电话，对他说：“欢迎你下次报考。”佳明当时就傻了，大脑一片空白。后来，一位考上的朋友告诉他：“是你的自负害了你，你曾经说过一句话：‘成都台不要我要谁?’你这么狂妄，哪个单位敢管理你啊?”

　　佳明连肠子都悔青了，没想到，是他无意中的一句自勉的话毁了自己。那段日子，他就像生活在地狱里一样，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这次考试失败的重创，让年轻的他再也无法承受。他又开始想家了，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想。他从来没有过这么强烈的渴望，想马上回到父母身边，渴望父母的抚慰。他觉得，哪怕面对父母的责骂，他的心里也会好受些。

　　令佳明没有想到的是，落魄的他回到家，父母却连一句责怪的话都没有。当天晚上，一直反对他搞艺术的父亲主动找他聊了一个通宵。父亲鼓励他说：“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就一定要走下去。你知道吗?当年我和你妈放弃10年来在新疆已有的一切，决定回到绵阳从头开始，就是为了让你们3个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多读书，将来考大学。但现在，我们希望你能坚持下去，不要半途而废，不要对自己失去信心。否则，你将一事无成。”

　　听了父亲的话，佳明才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当初自己离高考只有3个月时退学、选择没有任何文凭的影视表演班，对父母的伤害有多大。他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辜负”。

　　和父亲的这次长谈，让他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了。如果说过去他常常在做明星梦的话，现在，他打碎了这个梦，只想踏踏实实地做点事情。

　　1995年，李佳明凭着自己的实力，经过激烈竞争被重庆电视台聘用。他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不仅担任新闻节目主持人，还兼任新闻记者。在重庆电视台的3年中，他学完了北京广播学院主持人专业的全部课程，并逐渐成为台里的当家主持人。

　　2000年，中央电视台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剧组在重庆采风时，发现了李佳明，并邀请他主持大奖赛。由于表现出色，大赛结束以后，佳明被正式调入了中央电视台。从《音画时尚》、《生活》、《挑战主持人》，直到和王小丫共同主持《开心辞典》，李佳明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所熟知，他一步步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故事篇2：当年那些坏学生

　　吴念真，台湾知名导演、作家、编剧、演员、主持人。1973年开始从事小说创作，从1981年起，陆续写了75部电影剧本，曾获五次金马奖最佳剧本奖、两次亚太影展最佳编剧奖。主持《台湾念真情》节目三年。代表作品：《恋恋风尘》、《童年往事》、《风柜来的人》、《多桑》等。

　　有一天，吴念真打电话给我，要我去上他的电视节目《台湾念真情》，聊聊我的童年。

　　我说我的童年很乏味，生在台北，长在台北，考上台北第一女子中学，考上好大学，每天规规矩矩地上学，背着大书包，一直全勤，连病假也没请过。后来人生转了一个大弯，突然去学电影专业了。到了电影界才知道自己是“稀有动物”。那时没有“正经人”做电影，电影圈里都是些联考“吊车尾”考进文化大学等学校混文凭的人。

　　说真的，我做电影后挺懊悔当年没去做坏学生，和他们一样去积累丰富的生活经验。

　　你看那个侯孝贤，小时候成天打架、玩弹球，联考考了两回，才勉强考上没人瞧得上的影剧系。后来，这些经验帮他拍出了杰作《童年故事》。

　　那个王小棣，小学念了六七年才勉强毕业。她六七岁时就会离家出走，自己搭火车，旁边坐着一位看报的大叔，前面来了一位查票员，这个小不点会动脑筋，紧紧拉了拉大叔的衣角，说：“等一会儿他来查票，你可不可以说我是你的小孩?”

　　大叔点了点头，继续看报。

　　查票员来了，查了大叔的票，顺口问：“这是你的小孩吗?”

　　大叔摇了摇头。

　　王小棣被警察送回家，被她那著名的大将军爸爸赏了一记耳光。

　　她后来念了文化大学戏剧系。

　　所以我对吴念真说：“如果我去你的节目，只能‘吐槽’好学生。”

　　他高兴地说：“你就谈这个。”

　　我那期之后，吴念真请了王小棣，开场就说：“焦雄屏出卖你，说因为你小时候是坏学生，所以后来才能当导演。”

　　王小棣说：“我哪里坏了?你看看王童，他才坏，小时候写毛笔字，老师给他批的都是‘戌下’。”(甲乙丙丁，都排到戌了，可见老师多憎恶他。)

　　台湾早期的新电影其实就是用这些人的童年堆砌起来的，《光阴的故事》、《冬冬的假期》、《风柜来的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红柿子》、《油麻菜籽》。至于吴念真，那个老待在大榕树下听老伯伯讲故事的小孩，也拍出《恋恋风尘》、《多桑》，甚至还有《戏梦人生》。

　　可是人生还是挺公平的，你小时候没读过的书、没写过的字，将来都得补上。王童现在书法一流，侯孝贤为了拍《悲情城市》，天天窝在茶屋中读台湾史……至于王小棣，为了拍大型历史古装剧，猛读《资治通鉴》和一筐一筐的史书。

　　“报应。”我说。

　　故事篇3：不许随便成功

　　在1980年那个年代，经商这件事，绝对不许随便成功。做生意的物质成本不高，但精神成本高得吓死人。

　　所谓精神成本，包括世俗偏见、意识形态、闲言碎语。可以说，当时从体制内跳出去的人们，以及鲁莽闯荡，背负“投机倒把”罪名的商贩们，几乎全是视死如归、处境再坏也不过如此的敢死队员。

　　1980年盛夏，在北京市甘家口的一栋老旧住宅楼前，一个小贩身背军绿色挎包，手中拿着写有“刷煤气灶”的硬纸牌，狂烈的阳光让他有些焦虑，但想到刷一个煤气灶能挣到8毛钱，还是有点小high。

　　他叫张大中，时年32岁，正式身份是城郊一家供销社的电工，月薪30元。放在今天，这是大学生梦寐以求的那种“既有编制又有高薪还不用看领导脸色”的好工作。

　　这在现在人看来，不就是脑残吗?亏他运气好，楼上有位大妈冲他招手，小伙子来刷刷我家的煤气灶吧。

　　天黑收工回家，仔细一算账，他high不起来了。尽管刷灶赚来的收入有8元，但清漆和银粉就占了7元，一天劳累，不过1元的收入。

　　而张大中想要的是更多的钱，这种想法贯穿于他整个商业生涯，多年以后将大中电器卖给国美，他没要股份、没要未来，只要钱。

　　张父过世之后，张母独立抚养7个子女。“文化大革命”中，她上街贴了内容为民主和自由的大字报，毫无疑问，被定为“反革命”。1979年，国家开始拨乱反正，政府补偿了张家7000元，兄妹7个，每人1000元。刚刚插队回京的张大中有了对象，就把钱分成两份，一份用来结婚，一份用来创业。这钱，在他眼里那是母亲的命啊，他得以命相搏。

　　断断续续，张大中做了些零碎生意，一晃两年。两年时间能改变什么?张大中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给自己设定了变化。

　　1982年，他在自家厨房做出了60台落地灯。在那个没有宜家、曲美的年代，纯手工打造的落地灯，那就是iphone4啊，全部脱手后净赚160块，相当于他半年的工资。

　　信心爆棚的张大中，第二天就递交了辞职信，他要去赚钱，赚很多的钱。

　　张大中也不知道，此时的北京城里，有一个叫黄光裕的人也在筹谋同样的事情，赚钱。

　　不同于有着稳定工作的张大中，黄光裕是一个“无钱无势无学历”的“三无”北漂青年，貌不惊人又不修边幅，跟着哥哥，顶着“投机倒把”的风险赚了一笔钱，后来辗转到了北京，一心想着做更大的生意。

　　前门珠市口，兄弟俩盘下一座两层小楼，取了个名字叫“国美”，专卖各类服装。谁料服装生意并不好做，发愁的黄光裕发现旁边几家卖电器的店铺生意不错，就有心模仿。

　　1987年元旦，兄弟俩转行了，国美服装店变成了国美电器商店。“三无”北漂黄光裕是怎么弄到货的，是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更神奇的是，第二年，他进了中国人民大学，摇身一变成了大学生，多好的励志故事啊。

　　黄光裕的商人和学生双重身份颇为传奇;那边厢，张大中的“张记电器铺”则为他赚到了50000元的积蓄。就在黄光裕依稀摸到了未来脉搏的同时，张大中则直接打开了通往未来的大门。

　　1987年，张记电器铺开设的第二家分店得到了政策承认，他不用再担心被工商局叫过去喝茶了，为了这小小的自由，他曾经是他们那个圈子里被约谈次数最多的开山者。

　　直到多年后，家电圈子里爆发的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往往绕不开几个人的名字。他们都是体制的叛逃者，成功之后的事情，反而随便起来。

　　比如陈晓。此人命途多舛。1岁时，患小儿麻痹，一条腿残废;10岁，父亲去世;高中，恰逢“文化大革命”，学业中断;1978年恢复高考，成绩优异，可因身体原因遭报考大学拒绝。

　　虽然行动不便，他却喜欢到处跑动，简直哪壶不开提哪壶，缺什么就爱什么。这位爱跑江湖的拐侠，显然比郭靖的那位失明又瘸腿的大师父更能折腾。

　　当时彩电热潮初起，供不应求，政府规定凭票供应，或者搭配滞销商品购买。陈晓灵光闪现，把滞销商品兜售到偏远地区，将搭配的彩电留下销售给上海市民。只此一招，利润大增。上海南汇县商业局闻声而动，点名要这个奇人。

　　商业局下属有个“南汇县家电批发站”。陈晓到任，更名为“永乐家电批发总公司”，就是后来闻名上海滩的永乐电器。他担任永乐常务副总经理，迅速将永乐销售额带至18亿元。可当他决意扩大战果时，公司高层投资失误，葬送了企业前程。

　　1996年，政策收紧，永乐公司资金链骤然紧张，陷入困境，濒临破产。彼时，国企改制盛行一时。陈晓自筹40万，联合46名意气相投的下属，以总价1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和放弃买断工龄的巨额资金，买下“永乐”品牌，自谋生路，重新创业。

　　1984年，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张近东，按照规定被分配到教育体系。但他主动请求进入企业，到南京市鼓楼区属国企豪威当文员。

　　工作之余，他承揽了些空调安装工程，获利不菲。一天，张近东与同事从青岛出差返程，先坐船到上海，然后转乘火车回南京。等火车期间，他们到百乐门闲逛，在一家咖啡店喝咖啡，结账时居然花费100元——他一个月的工资。

　　张近东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工作是多么微不足道啊，简直连打酱油都不如。回到南京，他立刻行动起来，利用业余时间，开了一家咖啡厅。事实上，这家咖啡厅也并未改变他的生活质量，倒是结识了一个朋友，卞国良，此人为春兰空调南京办事处主任。卞国良悄声提议，哥们儿，我有个好生意。张近东凑上前去，空调?卞主任眉眼一闪，正是。

　　这一年，空调属于奢侈品，堪称暴利，商场垄断经销。但商场并不注重售后服务。有了关系，看准了市场。张近东正式辞职，成立了一家小公司，专营空调。

　　公司挂上两块牌子——苏宁家电和春兰南京专营店。张近东考虑到春兰彼时是国内空调第一品牌，有利于苏宁品牌形象。而他也无意间开创了中国家电领域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空调专卖店。

　　初始，他野心不大，也不敢大。不过凭借商业嗅觉，这位中文系学生讲述了一个“靠胆量发家”的财富故事。张近东租下宁海路60号的一间门面，年租金7万元对只有10万启动资金的他非常冒险。

　　苏宁挂牌时，除过往行人抬头观望，南京同行——几大国有商场都没有注意到它的诞生和存在。国营商场自命不凡，可是不多久，它们的好日子便被后者抢去。

　　苏宁第一年做到了6000万元。张近东至今记得，出差深圳，席间一位供应商感叹：“现在百万富翁不稀罕，深圳已有千万富翁。”听闻这话，张近东默默多喝了两杯酒，心里却偷着乐：我也挣到了1000万。这一年，他2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