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时，沈从文决意北漂。“我准备过北京读书，读书不成就做一个警察，做警察也不成那就认了输，不再作别的好打算了。”在散文《一个转机》中，沈从文对读者如实相告。

　　殊不知，冷遇和打击正在前方等候他。京城米珠薪桂，居大不易。他上午去北大旁听，傍晚回到出租屋“窄而霉斋”，就着油灯，用笔墨将故土人物一一嘘活，写成小说、散文，一篇篇寄出去，却仿佛石沉大海。生计日益艰难，他只能挨饿，挨饿，挨饿，把辘辘饥肠饿成绿绿鸡肠。数九寒冬，无钱买炭，四壁漏风的屋子已成冰窟，他裹紧单薄的被子，不停地呵手，仿佛着了魔，在黑暗的角落进行一场“刺刀见红”的人生搏斗。手上的冻疮溃破流脓，鼻血也很难止住，他用雾蒙蒙的眼光望向窗外，听见冰凌掉落和树枝断折的声音，心里顿时泛起颤栗，闪过惊疑：这样饥寒交迫，自己究竟还能撑多久？还是求援吧，向远方的老母幼妹开口？远水不解近渴；向近处的朋友呼救？近处又何尝有什么朋友？沈从文搜索枯肠，好歹想起了一个人，这是一位素未谋面的同道，平日里最喜欢撰文哭穷，但细读其血泪相和的文字，心地该是极善良极热诚的。且试试看，反正无所谓希望，也就无所谓失望。在信封上，沈从文写好了收信人的姓名：郁达夫。

　　过了两天，一位身着灰布长衫、面容清癯的书生敲开门扉，凉凉的镜片后闪动着热热的目光。他就是沈从文日等夜盼的救星。郁达夫打量那间破庙寒窑样的空屋子，再瞧瞧沈从文冻馁交加的虚弱相，立刻就明白了他眼下饥寒交迫的窘境，于是吃饭成为最紧要的事情。在饭馆里，郁达夫点了几个荤菜，看着沈从文狼吞虎咽，不禁感到心酸。这顿饭，郁达夫用一张五元面额的钞票付账，找回三元多，他推给沈从文，又解下脖子上的羊毛围巾，送给这位与酷寒搏斗的小兄弟。然后两人含泪惜别。漂母一饭救了韩信，达夫一饭也救了从文，这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其苍凉而又温暖的一道风景。

　　翌日，郁达夫的心情仍无法平静，他奋笔写下满纸悲愤的散文名篇：《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对于扼杀青年前途的极不公平的社会现实，郁达夫发出了令人闻之色变的控诉。文章一开头，他说自己太无能，不足以赈济身处涸辙穷途的朋友，只能贡献几条建议：上策是去当土匪，去拉洋车，可沈从文手无缚鸡之力；其次是去革命，去制造炸弹，可沈从文手中只有一把裁纸的小刀，如何革得了阔人的尊命？唯余头发中的灰垢和袜底的污泥，纵然身怀绝技，炸弹也无法造成；中策是弄几个旅费，及早回家，从此与老母幼妹相依为命地度日，可是这年头道路不靖，何况旅费也找不着；所剩者唯有下策，“啊呀，不愿说倒说出来了，做贼，做贼，不错，我所说的这件事情，就是叫你去偷窃呀”。作者还郑重其事地建议，要偷，“最好是从亲近的熟人做起”，先试试去偷那位熊善人（北洋政府前总理熊希龄）的家财，反正他那厚产也是用别样的手段从别处偷来的，“你若再慑于他的慈和的笑里的尖刀，不敢向他先试，那么不妨上我这里来作个破题儿试试”，偷不到钱，总还有几本旧书。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郁达夫的这篇文章令人有锥肝刺肺之痛。若非深知其心，善解其意，读者会认为他调侃过头，迹近油滑。同是天涯沦落人，郁达夫宅心仁厚，又怎会往沈从文的伤口上撒石灰？他率先识珠，介绍沈从文的习作给京城的报纸副刊。徐志摩继而琢璞，在其主持的《晨报》副镌上发表沈从文的小说、散文，为之四处延誉，将沈从文推荐给吴淞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胡适求才若渴，其慧眼常能赏识青年于牝牡骊黄之外，他欣然聘任“湘西山民”沈从文做了中国公学的国文教师。沈从文为自己的“处子演出”做了扎扎实实的预备，但上了讲台，面对台下黑压压的学生，他顿感窘迫，一慌神，竟惊叫一声：“我见你们人多，要哭了！”才三言两语，他就将精心准备的教案泼得盆儿见底了，满教室的学生先是面面相觑，然后哄堂大笑。

　　在中国社会，一个出身贫寒的年轻人要取得成功很不容易，贵人相助几乎是不可或缺的。沈从文就是显例。那些帮助过他的贵人真是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