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仔欧长生蹿出公交车之前，点燃了他随身携带的蛇皮口袋。他所乘坐的这辆广州市301路公交车瞬间燃起大火，最终导致2人死亡、37人受伤。

　　16个小时后，广州警方在一处广州城中村的网吧里将欧长生抓捕。警方同时怀疑，欧长生或与一个星期前武广高铁衡南云集路段铁轨破坏案有关。

　　这个身高一米七、身材瘦削、面色偏黑的25岁山村青年，此前的生活虽然艰苦、辛劳，但他对未来也并非没有希望。他曾想过将来自己经营一家装修公司，甚至在县城购置了一套面积达129平方米的大户型，比哥哥的婚房还要大。

　　显然他已不可能再拥有这些“未来”了。

　　他用这种极端的祸害社会的方式，将自己的生活定格在了2014年7月15日。

　　被遗忘的山村

　　“长生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欧长生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含混不清地念叨着，时不时瞪着一双浑浊的眼睛拉着人说，“你让他回来。让他回来。”

　　“长生犯的事一辈子都回不来！”欧长生58岁的父亲欧迪林大声嚷嚷着。除此之外，他就坐在一旁不停地抽烟。他也瘦，又黑，一看就是长年下地干活又老实巴脚的农村人。

　　“警察来过，记者来过，里里外外全搜了个遍，也问了个遍。”他拉开欧长生的衣柜门，“你看看，除了几件衣服，什么也没有了！”

　　7月16日，欧迪林在卖菜籽油回家的路上接到了电话，村党支部书记陈少华在电话里告诉他：“你家长生在广州把公交车点着了！”他急匆匆赶回家，进门就看到了满屋子警察。

　　在此之前，衡南县近尾洲镇诸雅村鲜有外人到来。这里属于衡山山脉的丘陵地带，从近尾洲镇到诸雅村，30公里山路，骑摩托车近两个小时。村子就建在山里，房屋散落在山丘间，在村子最西头的小山丘上就是欧家，一幢上下五间的两层小楼。

　　直到2012年，村里集资修路，诸雅村才有了一条像样的村公路。欧迪林一家为修路捐了3200元钱，不过，村公路在离他家1公里处戛然而止。因为欧家住在山上，从水泥公路下来，还要走上半个小时，蜿蜒的基本靠摩托车的车辙形成的山路，隐藏在没过膝盖的野草间，时不时有一两位满头白发的老人，颤巍巍地挑着扁担，缓缓而行。

　　诸雅村有900户人家，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打工潮兴起之后，年轻人全部外出，如今全村仅剩下200多人，大多是老人。

　　靠着4万元衡枣高速征地补偿款，欧迪林用三年修建了现在这栋房子。房屋外墙贴了瓷砖，但内部几乎没有什么装修，只有几个老式的柜子和床。一楼是欧迪林夫妇的房间，欧长生住在二楼整栋房子中最好的一间，一张1.5米的双人原木大床，一套深棕色的组合衣柜，床脚的电视柜上，还摆着一台32寸的液晶电视。房间主人不在时，电视被仔细地用塑料外套罩着。欧迪林说，这些都是欧长生在两年前用打工赚的钱买的。

　　欧长生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上面有一个哥哥阿东，和一个姐姐阿梅。欧母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患上了精神疾病。当地人说，是因为土地纠纷与村里人打架，把头脑打坏了。

　　女人生病不能干活，还要养活三个孩子，欧家的日子不宽裕，主要靠种地。欧迪林偶尔外出到临近村镇做些“补锅”的活计，贴补家用，但因为家里有病人，也不敢出门太久，一般不超过10天。

　　像大部分农村家庭一样，每个成员都要干活。欧长生还是小孩子时，就开始放牛、做饭，在父亲出门时，照顾生病的母亲。

　　但除此以外，家人们彼此之间并没有深刻的记忆。欧迪林翻来覆去只有几句话，“不爱说话，不玩火，不玩水，很省心。”姐姐阿梅的印象则是：“很乖巧，从不惹是生非，春节去外婆家玩，表哥吓唬他，他就会钻到桌子下面，并不生气或报复。”村民们的印象则更加概括：“就是个普通得没什么特点的小孩”，“很老实的年轻人”。

　　欧迪林唯一操心的是小长生不爱读书。欧长生读书的小学在两公里外的红叶村，每天上学要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外加成绩不好，欧长生经常逃学，欧迪林批评他，他就趴在桌子上不说话，说重了，眼泪就掉下来。好在，逃学的日子，欧长生也不在外面乱跑或四处打架，他就留在家里干活。时间一久，欧迪林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不爱读就不读吧”。

　　大概到三四年级，欧长生便再也不去学校了，在家专职照顾两头牛。长到十三四岁后，欧迪林送他到镇上学修摩托车，想着可以就此学点本事，但干了几年后，仍然是打杂，欧长生便不再学了。

　　城市里的陌生人

　　他想出门打工去。

　　2004年春节之后，16岁的欧长生就跟着姐姐和一伙乡亲们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在广州打工的衡南人大多从事家庭装修行业。欧长生也跟着一个先到广州的远房舅舅学习家装。没想到，读书不精进，他对做手艺活儿却很灵。与他一起做学徒的表哥刘权军说，欧长生是他们那一批最勤快的，学徒工一般只做些重体力活，扛沙袋，抬瓷砖，别人有时会偷点懒，但欧长生从不，百十斤的重物二话不说，背着就走。

　　欧长生也很快展现了在木工方面的天赋：别人往墙上装一块装饰板，往往要量尺寸、切割、比对、再不断微调，才能完成，但刘权军说，欧长生基本用眼睛看看大小，量一次尺寸就能搞定；做梯子，普通的方法是用尺子量梯板之间的距离，欧长生的办法是根据使用者的步幅跨度来量，又快又实用。

　　最初在广州，欧长生住在一个叫墩和村的地方。这里是白云区的一处城中村，距离爆炸的301公交车站台不过百米。一般城里人很少知道，在热闹繁华的广州大道边，只要拐一个弯，就进入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当地人盖起五六层小楼，隔成窄小的单间，每月几百块钱租金，专门出租给进城务工人员。建筑布局很单一，一个院子，一个大门，中间一个天井，四周全部是隔成一个个单间的屋子。楼密，窗子也照不进阳光，房间内阴暗、闷热并且潮湿。

　　村内的“街道”多是仅容一人通过的黑暗巷子，到处贴着“出租房屋”、“20m宽带”的广告，就在头顶上方一尺的空间，从四面八方拉来的电线乱成一团，垃圾遍地，在广州潮热的天气里，很快就沤臭了。白天，太阳灼人地照着，空气中飞扬着机油味道；到了傍晚，打工仔们回来了，趿拉着拖鞋、手拎着外卖，踢踢瞠瞠地从巷子里走过，电动车、三轮车的喇叭刺耳地啸叫着，空气中弥漫着油炸食物的味道。

　　聚在一起的打工仔，大多是老乡或工友，但无论哪个人群，话题是一致的：赚钱。

　　“广州赚钱广州花，根本不能赚到大钱。”一个人抱怨，“打工什么也不能改变。”另一人反驳：“不管怎么说，广州还是有机会能赚到钱。”

　　他们为着自己心中的发财梦，奔忙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早晨6点，他们已经出现在工地，一直工作到晚上八九点钟，乘坐末班车赶回住处，休息下来，往往已接近午夜。只要有活儿干，上海、杭州，无论哪里，他们带上工具，坐着火车就去。对于他们来说，做工，成了人生唯一的目的；赚钱，是人生最大的目标。

　　但欧长生更加省吃俭用。工友们说，有活儿时，他大多数时间都吃住在工地，在装修的住宅或商铺的地上，一个铺盖卷就可以解决全部问题，既省了饭钱，又省了交通费。

　　既擅长做木工，又年轻勤奋，欧长生可能也暗自有了自己的“梦想”。一起做工的伙伴们回忆，他曾经意气风发、半开玩笑地对大家说，“以后我要成立一个装修公司，你，来做总经理助理；你，来做工程部经理。”

　　为了更接近精英的形象，欧长生打工后的第一个春节，给自己买了一套西服，还配了领带、皮鞋。虽然西服对装修工来说几乎没有用处，但他穿着这一身接近都市人的打扮，春节回家，或去相亲。

　　相比其他打工者，装修工人收入尚可，最初每天50块工钱，后来涨到每天200块钱，欧长生因此存下了一些积蓄。姐姐阿梅记得，欧长生第一年到广州打工，就赚了6000多，除了日常零用，剩下的全交给了父母。

　　他甚至也不像其他打工仔一样，急着找女朋友。在表哥刘权军的记忆里，即便兄弟们聚在一起聊女孩子，欧长生也很少参与其中。2007年，曾经有人给欧长生介绍了一个女孩，他拒绝了，“我还小，不想谈恋爱。”

　　欧长生固执地沿着打工仔的道路继续前进着：赚了钱，下一步，是买房。

　　2012年，哥哥阿东在衡南县城买了一套房子，117平方米，单价每平方米1850元。他建议欧长生也买一套，“以后好找老婆”。欧长生选择了一套129平方米的大户型，加上税款总共27万元。这超出了欧家以及欧长生个人的负担能力。

　　但欧长生有自己的打算，他曾在电话里对哥哥说：现在做木工活还挺能赚钱的，如果天天干活，一年下来做个300天，可以赚7万块，三四年也就能还清房款了。当时，楼盘还在建设中，欧长生预计收楼要在三五年之后，到时他的房款也存得差不多了。

　　2013年春节，欧长生交了3万元订金。欧长生因此干活更加卖力了。刘权军说，“就算正月初四有活，他都会赶回来做。”

　　生病后，整个人都变了

　　2012年年底，欧长生在一次干活时，不小心闪了下腰，他也没放在心上。“做我们这行的，经常闪到腰、扭到腿，养几天就好了。”刘权军说。

　　半年之后，欧迪林忽然接到小儿子的电话。欧长生在电话里告诉父亲，说他的腰疼经医院确诊，是腰间椎间盘突出。

　　刘权军那段时间和欧长生在一起。他记得，那时欧长生只要弯腰，脑门立刻渗出一层汗。他做不了装修工了，便转行去做保安，但因为无法久坐，保安的工作也没干多久。

　　为了节约开支，欧长生从墩和村搬到了城北的另一个城中村——鹤边村。这里是刘权军介绍的，同样一间30平方米单间，租金要便宜一半。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经常睡在地板上，欧长生又患上了慢性关节炎。而且，因为买房，他身上已经没有什么积蓄了。

　　但是，亲友们除了听到欧长生抱怨“腰疼，没法干活”以外，并不太了解他的病情。

　　在海珠区赤岗一家医院的门诊系统里，记者找到了欧长生去年以来的就诊信息：从2013年的8月19日至2014年2月27日，欧长生以腰痛为主诉就医7次，6次骨科，1次急诊科。最为集中的12月里，他先后在医院骨科治疗4次。

　　门诊诊断是清晰的：腰椎间盘突出——一种常见中老年人骨退行性病变。“年轻群体如果得上这个病，一般是长期反复的外力造成轻微损伤，患者一般是重复体力劳动或重体力劳动者居多。由于病变，患者会产生腰部疼痛，一侧下肢或双下肢麻木、疼痛等症状，会影响劳动且需长期治疗。”该院一名主治医生介绍说。

　　“就是这次生病，我感觉他整个人都有点变了。”欧迪林回忆，之后儿子曾返回家中，父子俩交谈间，他明显感觉儿子情绪非常差。“他说，怎么这么年轻就得了这个病，这以后还怎么办啊！”

　　那是去年9月的事情。欧长生两次回老家休养，前后有2个月，不见好转。今年春节后，儿子返穗前曾对父亲说：再去只能找份轻点的工作了。

　　但在广州，换一份工作并不是容易。欧长生不能久坐，无法胜任流水线上的工人或保安，而他除了擅长装修木工之外，与现代生活基本绝缘。他没读过书，不会打字，平时上网就是看看电视剧，上qq也只用语音。今年年初，刘权军带着他新买了一部智能手机，他不小心把手机弄成静音后，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就认为这手机坏了。

　　在这个打工十年的城市，欧长生对大街小巷都极为熟悉，尤其是装修领域主要覆盖的楼盘、商铺；然而当他突然被迫停下脚步时，这个城市又是陌生的。他从来没有跳出固有的圈子，也没有真正改变过自己的生活。

　　在工友刘勇看来，欧长生重返广州后，做什么都不再积极，整个人散漫、恍惚，本来不抽烟，也开始学抽烟，就连约他出来吃饭都困难。“得病以后，他就有点孤僻了，整天在家里，不愿意与人接触。”刘勇说。

　　即便是平日关系亲近、经常约欧长生吃饭的刘权军也很难再见到他。刘权军最后一次见到这个表弟，是5月下旬。当时，刘权军带着欧长生打了几天零工，专程把工钱给他送过去，顺便请他吃了顿快餐。这之后，欧长生对刘权军“电话都不接”。有两次，刘权军不放心，打电话给欧长生问问情况，欧长生冷淡地说了句“睡觉了”，就挂断了。

　　欧长生反驳说：“有病又没活干，有什么意思？”

　　搬到鹤边村后，欧长生几乎避不见人。新的住处没有电扇，刘权军打电话让欧长生去他那里取，欧始终没去。刘权军也猜到了。他说，欧长生不会上门来取的，除非给他送过去。

　　“长生自尊心很强，有什么事都闷在心里。”他说，“长生有次向他姐姐借钱，后来就因为不好意思上门去拿，最后也没借成。”

　　春节后再回广州，欧长生几乎整日窝在房间里。李强曾与欧长生在墩和村合租，他说欧长生生病以后常在家一待就是一整天，饿了就煮碗面对付一下。“他胃不好，所以经常吃面条。”李强告诉记者。刘权军曾劝他，“回老家养病，至少开销少一些。”但刘权军知道，在村里，如果一个年轻人待在家中，会被人指指点点，认为没有出息。

　　他躲着别人，别人仍忙着在既定道路上奔跑，久了，欧长生变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只有姐姐阿梅发现了欧长生的变化。

　　今年春节后，阿梅不止一次听老乡们说，欧长生和别人玩斗地主输了钱。她开始不以为然，以为是像以前一样，休息时打打小牌。直到后来有人告诉她，欧长生“几千几千地输，眼看积蓄就输光了”，她才紧张起来。

　　阿梅最初想把弟弟的钱“骗”过来。“我家里在装修，你借我1万块钱。”她打电话跟弟弟说。欧长生爽快地答应了，但后来又说“账号有问题，钱打不过去”。阿梅催促了几次，欧长生不耐烦地回答：“我没剩多少钱了，又要看病又不能工作，要留着自己花。”

　　阿梅于是几次三番在电话里劝弟弟不要赌钱。姐弟俩的最后一次联系，是在事发前20多天，欧长生在电话里告诉阿梅：“赌钱赌输了两万多。”阿梅生气了，质问弟弟：“干什么赌那么多钱，有钱留着以后娶老婆用啊，自己还有病要治。”欧长生反驳说：“有病又没活干，有什么意思？”

　　“那么多没手没脚的都找得到活干，你这么一点病就觉得没意思了吗？！”阿梅回敬他。

　　对话最终不欢而散。

　　也许是因为疾病，也许是因为赌债，欧长生想到那3万元购房定金。6月中下旬，欧长生返回家中，只待了一天就骑着摩托车出门了，他告诉父母，要去衡南县城退房，拿回定金。

　　之后的经过，无人知晓，包括在衡南县城打工的哥哥阿东，他甚至不知道弟弟来过。几天后，欧长生又匆匆离去南下广州。

　　2014年7月15日晚上，根据301路公交车内的监控视频显示，欧长生拎着一个蛇皮编织袋，从流花车站踏上了开往301公交车。19点44分，301路公交车即将进入墩和站，欧长生弯腰点燃了放置在车后门的蛇皮口袋，在车辆进站停车后蹿下公交车。

　　整个车辆瞬间爆炸，乘客被气浪掀出车厢，浑身是火。

　　其中有个16岁的高中生，从1岁起就成了留守儿童，每年假期都像候鸟一样奔赴广州探望在此打工的父母；有个9岁的孩子，还没来得及登上公交车，就和母亲被车上喷出的火焰灼伤；车上还有和许多欧长生一样多年在此的打工人，他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打算回到这处暂时的栖息之地，享受下轻松的工余时光……

　　多少人的生活与梦想，都在这声爆炸中烟消云散。当然，也包括欧长生本人。

　　16个小时后，广州警方在鹤边村的一处网吧里将欧长生抓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