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印象里，科学家应该都是象牙塔里的幸运儿，文质彬彬的科学家们带着眼镜，穿着雪白的大褂，在仪表闪烁的实验室里做着各种奇妙的科学实验。这的确是现代科学实验室里的景象，而且也的确有很多科学家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为科学做着贡献。下面来看看中国科技名人故事吧!

　　翻开竺可桢日记后页的通讯录，可见其朋友圈之精彩，似乎所有现代史上的知名人物都与他有着往来。胡适、赵元任是与他同期的“庚款生”，陈寅恪是他的同学，还有中国科学社中的同人任鸿隽、杨杏佛等，每一个名字叫出来都响当当，或是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先驱，或是某一学科领域的奠基人。

　　说起来，似乎那是个谈笑皆鸿儒的时代，我们或许能从竺可桢及其所代表的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代科学家身上，找到一些当时学人的共性及背后时代的特点。

　　§中西合璧的一代

　　“他是最早一代受过严格科学训练，进而以科学的眼光来生活、来看世界、看社会的中国人。”这是王作跃对竺可桢的评价，对于竺可桢代表的第一代科学家，他认为他们是具有很扎实的国学基础，又接受了严格的现代科学训练的一批人。“之前的人可能国学基础很好，但是没有严格的科学训练，后来的人现代科学训练很好，但说实话国学基础已经很难跟这批人比了。”

　　谈到第一代科学家的共性，在他们身上西方自然科学和东方传统文化做到了最强联合，是所有学者都感悟最深的。竺可桢的国学功底深厚，能从古书、俗谚中找到证据与自己的气象专业结合，为众多学人津津乐道，1926年发表《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一文，获得学者徐炳昶“欢喜赞叹，感未曾有”的评价，“以为必须如此才能配得上说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这样短短的一篇严谨的文字印出，很多浮烟涨墨的考古著作全可以抹去了!”他80多岁时完成的著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更是集其研究之大成。

　　这样一批学人在国学和西学上实现了“1加1大于2”，对于他们的出现原因，散木给出的答案很直接：他们站在中国历史和中国科学发展的转折点。

　　这一观点与樊洪业的想法遥相印证：19世纪20世纪之交，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大的转折期——当时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清王朝不得不把维新变法里的主张以新政运动的名义推出来。

　　新政运动总的来说并不成功，但是在教育制度上取得了重要成果——兴学堂，废科举，出现了留学大潮。“兴学堂”打破了中国以往的教育模式，移植了日本的学制、教材，聘请了日本、西洋方面的教习，学的是现代的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政经法。而在此之前，中国推行的还是科举制度，学的是儒学经典，讲究的是伦理纲常，学堂除了教会办的，就是洋务运动中推出的几个，主要用于培养军工、外语人才，中国自己的学堂非常少。

　　“原来是想学堂跟科举制度并行前进，逐步废掉科举兴办学堂，到后来看人才培养实在太慢了，1905年就索性把科举制废除了。”樊洪业认为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现在人们对其意义还远远不够看重：“通过废科举，整个教育制度改变了，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就跟着改变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原来都是‘诗云子曰’那一套，一下子变成要学数理化才有出路，毕竟伦理纲常对抗不了洋枪大炮。”

　　竺可桢生于1890年，义和团起义时大约10岁，废科举那年15岁，在此之前，他已在故乡绍兴读了新式学堂。后来到上海求学，读的是复旦公学与澄衷学堂，先后与陈寅恪、胡适同学，这几位都是20世纪中国学术的领军人物;再后来到唐山路矿学堂读书，同学里有钱崇澍，是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奠基人。1910年，刚满20岁的竺可桢参加了庚款留学的考试，成为第二批庚款生。“清末庚款留学生以理工科为主，是当时留学大潮中造就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杰出代表。当然也不止他们，譬如地学方面还有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是欧洲留学的代表，对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功劳也非常大。但总的来说，他们和竺可桢都属于一个时期。”樊洪业说，他们身处学制改革时期，在年轻学习的阶段赶上了这个潮流，与比他们年长的学人相比，他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大不一样。

　　踏上美国国土的竺可桢，在大洋彼岸前后呆了8年，受到比较系统的西方教育。而且他与其他赴美留学生赶上了一个好时机——20世纪初年美国引进德国学制，改革了美国的大学，此举使得美国大学开始走向世界前列，竺可桢等留学生选择的一些大学又是其中的佼佼者。竺可桢到美国后先到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农业，因为发现所学的东西与国内实情不同，所以转到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攻读新兴的气象学，这两所学校都是美国名校。

　　“关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中有一句话叫积累优势，每一个台阶都处在优势上，就造就了诺贝尔精英。就中国第一代科学家而言，他们这批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这个情况。”樊洪业总结了一下：“首先，这批人底子打得好，其知识结构又走在国人的最前面。他们出去后，学到的内容比如地学在科学最前沿，又适逢美国大学改革，很多的导师都是世界大师的水平。当他们学到西方的研究理论和科学方法后，结合自身的国学底子，再来研究中国的科学、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都非常具有开创性，其中的翘楚自然就成为大师了。”

　　在散木看来，第一代科学家是弄潮头的那拨人，这批人中很少有人受到后来人们所认识到的某种“过度化”、“极端化”的“文明污染”，对他们来说，没有经历过科学主义、激进主义、后现代主义、平面化等过程，西方的科学知识是簇新的，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被貌似“先进”的东西左右，而是取其长处，因地制宜。“尽管当时的科学尚未展现出其负面性，但竺可桢等人已经非常重视科学和人文的结合，避免彼此的负面，这个非常罕见。”正如王作跃所说，第一代科学家都不是死读书的人，这源于他们强烈的自我意识，还有他们强烈责任感驱使下一颗学以致用的心。

　　“第一代科学家的知识范围也非常广，博学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特点”，樊洪业说：“竺可桢那一代的学人出去学习的时候处处都感到新鲜，什么都愿意看，他和胡适看书都看得非常广，从专业性书籍到医学、文艺、政论无一不包。而且他们没有陷在学校的课本里，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文化交流活动，跟各国人打交道，广泛地吸取国外的东西。”

　　1910年第二批“庚款生”于北京合影，立者一排左5为竺可桢，第3排左一为胡适，后数第三排有箭头所指者为赵元任。

　　§时代烙印下的救国心

　　“评价人如何，离不开背后时代。所谓时势造英雄，那样一个时代造就了他们这样一批英雄，这些英雄们各自在不同领域甚至在整个国家建设上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樊洪业说，20世纪之前，中国已出现了零星的科学家，有归国的华侨，有洋务运动时期的留学生，如詹天佑、严复等，但是囿于时代，这些科学家往往学非所用，甚至回来还要重考科举，否则在社会上就没有地位。

　　但前人也为第一代科学家的出现做了铺垫。“第一代科学家受到早期维新启蒙，尤其是严复的《天演论》的影响。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严复对此的鼓吹影响是非常大的，‘中华民族不去努力，就要灭种亡国’这样一种心理他们这拨人都有，所以他们的爱国观念非常强烈。”樊洪业说，科学知识对竺可桢等一代人的影响是全面的，洋务运动以来科学知识的传入不仅影响了人们对科学的认识，也在人们面前展示了中西社会对比的图像，影响到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他们亲眼看到国外的情况，发现中国实在是太落后了。于是有的人想回去搞革命，有的想回去搞实业，有的想搞教育、科学，坚持科学救国的理念是竺可桢这批人身上的显著特点，在留学时期他们已经在发文章表达这种强烈的愿望。”

　　这在竺可桢的身上表现明显。竺可桢就曾在浙大开学仪式上告诫学生：这绝不是我们有较高的智识，就没有卫国的义务。只说明我们要本其所学，准备更大的更多的卫国的义务。

　　1964年4月，竺可桢于广州看望老友陈寅恪时合影，左起依次为竺可桢、陈寅恪、唐筼(陈夫人)、姜立夫。

　　§现代科学的传入

　　竺可桢一代的留学生归国后，很多人成为了学科奠基人。丁文江、翁文灏开创中国地质学，是现代科学中国本土化的先锋，后来生物学方面也出现很多开创性的学者。继地质学与生物学之后，在竺可桢的领导下，气象科学实现了在中国的本土化和体制化，1930年元旦中研院气象研究所开始发布我国领土领海的气象预报，结束了由外国人垄断中国气象预报的历史。

　　“他们归国后，办刊物、学会，建系教课都是从无到有，正是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走出那么一大批大师”，樊洪业说。

　　“几乎空白”是竺可桢这代留学生归国后面临的科学上的大环境。不妨先梳理一下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对第一代科学家当时的处境大致有个印象。“世界史上的近代科学是16到17世纪科学革命的结果，最早是随着天主教及古希腊的东西传入中国，晚明时期中国人跟着传教士接触到西方科学，看到了世界地图，知道了地圆说。”樊洪业说，现代科学传入中国是一个渐变过程，这个过程断断续续，时有波折，自传教士利玛窦入华算起，西方科学的传入历经300余年，一直到1840年的战争，西方大炮轰开中国大门，中国人才意识到，要想船坚炮利，就得有理化知识，现代科学这才全面引入中国。

　　可以说，等到竺可桢等人归国，中国已有了一些科学传播的土壤，比如一些崇尚西学教育的新式学堂，但早年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依然占据着很多人的头脑。“竺老一生除了研究气候、气象，专注更多的是科普，尤其对看风水、祭祀祈雨这些封建迷信非常痛恨，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思想没有解放，不想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现状，反而寄希望于神灵，这是没有走出中世纪。”何亚平说，竺可桢为此写了许多科普文章，他一直提倡科学文化就要用科学精神来改造国民性，也一直在为科学扎根中国做着“土壤改良”。

　　“第一代科学家引入现代科学，是一个群体的作用，竺可桢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樊洪业说，竺可桢回国时，还是北洋政府时期，那时中央集权比较弱势，实业不发达，经济上比较困难，要想做些科学研究与传播，只能靠学人自己找门路，好在当时教授个人的地位高，收入较多，有些人会自己贴钱办刊物、办学会。

　　这一时期科学传播的主角是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是一个以唤醒国人科学意识为己任的同人团体，由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杨杏佛等人在康奈尔大学创立，竺可桢曾在其中任第四任社长。1918年中国科学社核心成员归国。在1915年至1927年期间，中国科学社吸纳科学家最多、学科覆盖面最广、社会影响最大，成为居于中国科学界首位的代表性组织。包括竺可桢在内的中国科学社社员们热情地在《科学》杂志和其他场合进行着全方位的科普宣传。1916年和1917年留学期间，竺可桢就在《科学》上发表了16篇作品，1917年写就的《论早婚及姻属嫁娶之害》和《食荤与食素之利害论》，现在看来已是常识，但在当时，有许多国人对此还比较陌生而且不能接受这些科学知识。

　　“当时，有一种氛围，无论是哪个国家的留学生回来，都想把外国在用的那一套搬回国内，各种学会随之涌现”，樊洪业感觉当年的学术氛围好也与之有关，学界同人间彼此砥砺、互相援助，一起办研究所、图书馆，印杂志，为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做了许多事。“就群体特点来讲，第一代科学家敬业精神非常强，办一件事认认真真，这一点竺可桢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人们的印象里，科学家应该都是象牙塔里的幸运儿，文质彬彬的科学家们带着眼镜，穿着雪白的大褂，在仪表闪烁的实验室里做着各种奇妙的科学实验。这的确是现代科学实验室里的景象，而且也的确有很多科学家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为科学做着贡献。

　　不过老多还知道另外一些科学家，他们没有什么先进的实验设备，甚至连起码的条件都很缺乏，可是他们却也为科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比如著名的女科学家居里夫人，她因和丈夫一起发现放射性元素钋和镭而获得1903年和19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而做出如此重大贡献的实验室，开始时却是在一间上漏下潮的破旧棚子和一些极其简陋的仪器。当然，老多今天要讲的故事不是外国的科学家，而是咱们中国的。

　　上世纪初，在广东粤东北客家山中有一家客家人，他家的长辈们正瞧着一个赤着脚在田埂上到处乱跑的瘦弱的小男孩。这孩子虽然瘦弱但天资聪颖，家里人多么希望有一天这孩子能为他们光宗耀祖。

　　他没有辜负长辈的期望，20岁那年居然考取了当时还很稀少的大学中的一所——国立南京东南大学(现在南京大学的前身)。这家人并不很富裕，整个家族好不容易为他凑足了盘缠，让他踏上了求学之路。

　　进入东南大学物理系学习，4年的时间让他从一个农村的土小子，变成了一个满腹物理化学知识，能说外国话的学生。毕业之后经朋友举荐，在南京谋了一个中学物理教师的职位，他以为职业生涯开始了。虽然吃粉笔末的差事并不很富足，但比起农村的生活那已经是天壤之别，本想就此安身立命。可谁知道生不逢时，当时正值北伐战争关键时期，硝烟弥漫，战云密布，南京城里到处是孙传芳的败兵。一天在街上碰见一群正在抢掠的游兵，被吓得魂飞胆散。而且他又染上了当时很难治愈的肺病，咳嗽都带血，万般无奈，向朋友借了盘缠仓皇逃回了广东老家。

　　此时的中国可谓国难深重，民不聊生。就在如此惨淡的时刻，1920年中国的甘肃又发生特大地震，房倒屋塌死伤无数，震惊世界。当时在北洋政府地质研究所工作的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率人亲临现场考察。看到如此惨烈的地震灾害，翁先生决计要在中国开展用仪器观测地震活动的事业。他找到清华大学教授叶企孙，希望他推荐一个人来专门从事此项任务，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是学物理的、英文好。叶企孙搜肠刮肚，突然想起他在东南大学任教时那个来自广东的青涩少年正好符合要求，于是急发电报。

　　1927年仓皇逃回老家以后，总算交上一点好运，虽然不是衣锦还乡，但大学生在粤北的农村并不多见，不久以后在县中学当上了堂堂教务主任，并兼任物理和英语教师。1929年与自己一位善良的女学生结为连理，建立了幸福的小家庭。妻子是富家小姐，经丈母娘的调养，肺病居然痊愈，小日子过得真是红红火火。突然间看到恩师的急电，一时不知所措。地震为何物，他一无所知，如何是好?新婚妻子说：“你去吧!”

　　于是，顾不上过春节，抛下怀着身孕的妻子，只身来到北京，从此便开始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地震研究事业。

　　1930年来到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受命，随即被派往上海徐家汇见习地震观测。那里有一个由外国人办的地震观测室，负责人是个意大利人龙相奇。谁知道一开始那个外国佬看不起这个来自广东的傻小子，什么都不教，只是让他熏烟纸(地震记录用的)。不得已，只好自己到附近的图书馆看书，当对地震稍知一二以后，又向外国老师请教。外国佬看这个小子居然会问自己一些问题，大为震惊，于是开始给他讲授一些地震观测知识，并让他进入自己的图书馆。可学了没多久，却又被急调回北京，建立中国人自己第一个地震观测台的事情在等着他。后来他与龙相奇成为好友，1934年他去美国帕萨迪纳地震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时，龙相奇把他推荐给美国著名地震学家古登堡先生。

　　地震台选址在离北京城四十公里以外西山的鹫峰上。那个地方现在都很少有人光顾，别说1930年了。那时的北京还是一个破烂不堪黄土满天的城市，出了西直门就没有洋汽车了。在西直门城楼下面有租驴的驿站，去西山或者骑驴或者坐黄包车，无论哪种交通工具往返北京和鹫峰之间都不止一天(现在开车从西直门到鹫峰大约需要1个小时)。而鹫峰之上更是荒凉，荒山野岭上是一座破庙秀峰寺。破庙旁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大律师林行规的别墅，林大律师慷慨地捐出一块大约100平方米的地作为台址，于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个地震观测台建立起来了。在秀峰寺苍松翠柏的环抱中地震台的建设工作开始了。“忙了一个月，搞洋灰、钻、锉、磨，甚至于打铁也干了，最后总算把地震仪器装起来。……”50多年后他这样回忆道。

　　1930年9月20日国际标准时间13时02分02秒，鹫峰地震台记录到了第一个地震。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地震台。

　　这个地震台要什么没什么，电是肯定没有的，只能用蓄电池。所以他每个星期要骑着毛驴把电池背到几十公里外的清华大学去充电。到了晚上更是凄惨，除了听松涛的声音，就是狼嚎。可他也会自娱自乐，从城里买了一架小型天文望远镜，支在屋顶上看星星。

　　不久妻子也来了，他们就住在林大律师别墅的一间耳房里，晚上一起聆听松涛的声音。

　　不久地震台以国际通用格式编印的《鹫峰地震月报》和《鹫峰地震专报》便如期出现在全世界的地震观测网络中，到1937年，鹫峰地震台已经成为国际一流的地震台。而在这个期间，地震台的工作人员除了他，只有另外一个由叶企孙先生介绍来的清华的技术员，他家就在山下的北安河村。

　　后来又发生了许多事情，比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苦心经营了7年的地震台毁于战火。他和妻子逃难到了重庆。期间他忍受不了寂寞，和搭档一起深入交通闭塞野兽出没的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做地质考察，并做出攀枝花地区矿山的评价，解放后攀枝花成为一座著名的钢铁公司。在重庆躲避日本飞机轰炸的警报声中，他又奇迹般地制造出中国造的第一个地震仪。这个中国造地震仪的原型甚至连罐头盒都用上了，建国以后这个地震仪成为由他亲手组建的中国地震观测台网最初的装备。当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也没有幸免，反动学术权威是把他关进牛棚的罪名，60岁他戒了烟，可在牛棚里他又抽上了。1976年恢复了平静，他也老了，于是他开始写书《中国地震》，当写完最后一个字以后，他病倒了，再也没有起来……。如今他的铜像矗立在鹫峰地震台原址。

　　这个科学家的名字叫李善邦，是老多的父亲。老多之所以写他，就是想让大家知道，科学的道路是很艰难的，但也是十分快乐的，因为他们对自己做的事情充满了热情和兴趣。在30多年前，当老多要离开北京去云南当知青之前，父亲跟我说，你去那里会看到很多蝴蝶和热带昆虫，回来以后你会成为一个昆虫学家。老多没有成为昆虫学家，可是老多学会了如何学习，学到了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