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晓华，《扬子体育报》编委、首席评论员。文字并不是苍白的，它可以随着不同的生命主体开出不同的花。今天小编就来分享颜晓华告诉你与世界格格不入怎么办的故事,希望读者喜欢。

　　颜晓华告诉你与世界格格不入怎么办的故事

　　北京第一次红色预警那天，因为限行一直没出门。黄昏的时候，想去超市买些吃的，刚出单元楼，看到一堆人和几辆警车，不远处还有辆灵柩车。原来是我们单元三楼的一个姑娘死了，因为独住，死了好几天无人知晓，还是姑娘的母亲从外地赶来才发现。因为这起意外死亡事件，小区里比任何时候都显得人多，但并不嘈杂，每个人都默默地望着那辆灵柩车，仿佛自己的灵魂躺在里面。

　　北京的雾霾里，即使什么都看不见，但仍能看见悲伤和孤独。我这才想起，来北京六年多了，似乎从来没有邻居。

　　从不跟父母细致地描绘我在北京的生活，怕他们担心。实际上，当初突然选择北上帝都，他们觉得我疯了。一辈子平淡度日的父母无论如何不能理解我为什么在年近不惑之时几乎毫无征兆地选择一种背井离乡的生活。

　　2009 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拎着一只箱子登上了去北京的动车，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城市和在这个城市三十多年的生活，被哐当哐当地扔在身后的夜里……即便如此，当时我的心里没有一丝悲凉，我想到一种全新的生活将以一种未知的方式在我面前铺开，激动地一夜不眠。

　　到北京的第一天，浪子请我吃饭。尚能记得的一道菜是小鸡炖蘑菇，炖得黑糊糊的，很入味，倒也好吃。后来我们经常一起吃饭，但凡有点说道的日子或者他觉得自己需要补一补，都会点这菜，人的味蕾大致都毫无防备地对着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开放。

　　浪子是我的网友。我们是在博客上认识的。

　　那时他还在南开读研，因为酷爱体育，常常写些体育博文，博客 ID 就叫“南开浪子”。所以我们是因体育结缘，当时我供职南京一家体育专业报，偶尔也会动用手中的小权利给浪子刊发些稿子。之所以这么做，一是觉得他写得确实不错，二是隐隐在他身上、在他文字里读到些自己年轻时的影子。

　　2008 年斯坦科维奇杯我到北京解说比赛，才和浪子第一次见面。那天晚上他来看我，进门后手忙脚乱地从口袋里掏出两盒烟，好的递给我抽，差的自己抽，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很显然，这是一个内里羞怯的年轻人。

　　等我真正到北京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家大门户的体育编辑了。他是南开法律系的高才生，本可成为一名很好的律师。做一个律师显然比做一个体育编辑更能赚钱，家境并不好的浪子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这事后来我问过他：“放弃自己的专业，一个不错的专业，就因为热爱体育?”

　　“也不是。上学的时候还是想着以后做自己所学的专业的，研一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论文探讨‘执行难’的问题。没钱，买不起电脑，这论文是我一笔一笔手写出来的，后来发在南方的一家学报上，在我们系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时就觉得，自己就该是个吃法律饭的人，至少能为无处说理的人说说理。论文发表的第二年，母亲遭遇车祸伤了腿，这起交通事故的责任非常清楚，所以法院很快做出判决，但在具体执行时却因事故责任方的耍横根本执行不下去。虽然我探讨‘执行难’的论文写得妙笔生花，可面对母亲的伤腿以及由官司带来的心力交瘁却无能为力，你说这多么黑色幽默。

　　“如果说这件事动摇了我以后吃法律饭的决心，那么后来在律所实习时的一些小事则完全让我断了做一个律师的念头。我实习时主要负责婚姻官司的业务，有一天一个女人找来说要打离婚官司，听她介绍的情况是，两口子结婚不久，也就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了，根本没到要闹离婚的地步，于是就劝她回去好好冷静冷静，可我的指导老师把我拉到一边说，‘你傻啊，怎么劝她回去呢， 她不离婚我们就没这笔业务，还赚什么钱啊’。还有件事是所里有个小律师，一直没什么业务，终于有次接了个活，但给他介绍活的居然是当值法官，事后法官还在他的这笔收入中抽成 30%。你说这多荒唐，相当于一场足球赛，最后裁判替一方进了个球。我知道律师是很多人艳羡的工作，但我的性格真干不了。”

　　南开法硕的毕业证，浪子一直没拿，至今还留在学校。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司考证书，在他北漂不断的搬家中，丢了。

　　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浪子说不想在公司上班了，要跟着我干，就图个痛快。那一瞬间我想过拒绝，对他这样一个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的年轻人，栖身一家大公司显然比跟着自己折腾点小事的我更靠谱。但是我没有拒绝，就感觉我和他走到一起似乎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很久以前就注定了。

　　有些事情就是注定了的。

　　我来北京前托北京的朋友给我找一住处，只交代说靠奥体近就可以(我们的临时办公室就在奥体的看台下)， 结果他给租在健翔桥附近的健翔国际公寓。 我听后吓一跳，觉得这天下的事情有时候太巧了，因为我来北京就是要和黄健翔一起做事情。

　　作为中文解说的标杆性人物，“不守规矩”的黄健翔一直是我的偶像。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在机关上班，因为听他解说迷上足球进而改行到体育媒体，后又在工作中跟他熟识，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这一点很像浪子跟我的结识，应该相遇的人总会相逢。2008 年奥运，作为北京奥运会官网和央视新闻频道的嘉宾，我在北京待了两个月，所以经常和健翔碰面，他那时已告别短暂停留的凤凰卫视，我所在的报社也没了我最初所想的理想空间，于是就琢磨一起弄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体育媒体。

　　如你所知，在中国，私人并不能办媒体，那时还没有自媒体这个概念，没有 颜晓华告诉你与世界格格不入怎么办的故事PP，没有微博，更没有微信公众号，能承载我们设想的载体只有一种——数字杂志。喜欢体育的人应该都还记得那份叫《最体育》的数字杂志，当年的“中国年度新锐榜”(《新周刊》主办)有其一席，评委们给出的获奖理由是：“在体育纸媒纷纷退出历史舞台的时代，《最体育》是体育迷在互联网时代的最好礼物。”

　　时至今日我仍清晰地记得《最体育》创刊号上线的日子，那是 2009 年 6 月 29 日，72P 的数字版面合成完，已是清晨，太阳从奥体的东看台升起，打在我们熬至惨白的脸上，一种猝不及防的眼花缭乱。浪子把我拖到民族园路上的一个小吃店，要了一笼包子两碗粥，吃到一半他突然跑了出去，再进来时手上多了一瓶二锅头和一袋花生米。也不管我喝不喝就给我倒了一小杯。“干!马尔蒂尼生日快乐!”

　　是的，这个日子是有意选择的，是马尔蒂尼的生日，更是三年前黄老师在德国世界杯的神作的纪念日。

　　浪子好酒，开心了喝，难过了喝，累了喝，朋友聚在一起喝，一个人无聊也喝。我却完全不能喝酒。可那半年我也喝，陪他也是陪自己，两个在北京无家可归的人下了班能干吗呢?每每路边摊喝啤酒，他十瓶，我一瓶，都能喝到熏熏然，有的人喝酒是喝酒，有的人喝酒是姿势，我是后者。

　　浪子话不多，喝着喝着就叹气，一脸愁容地看着远处，让人感觉随时会倒下。让我想起李寻欢，恨不得往他手里塞一把小刀和一块松木，随他雕刻。后来我知道，他心里真有那样一把刻刀和一尊女神。

　　女神是他中学同学，是初恋，谈了很多年了，爱得很，也爱得很累。因为女孩的父母一直不太同意，觉得浪子家里穷。女孩也研究生毕业了，却不上班，待在老家学习，一门心思考公务员，从这个城市考到那个城市。那是女孩父母的心思，在他们眼里，公务员是最踏实的饭碗，至少，比浪子的肩膀可靠。

　　有次浪子喝多了，流着泪跟我说：“颜哥，我们在一起，做自己感兴趣的事，甭管挣不挣钱，心里舒坦，这就是我要的状态。但我不定什么时候会离开《最体育》，到时你别怪我。我女朋友考公务员，北京的没戏，要是考到别的城市，我想我会过去照顾她的。”

　　没多久，女孩考上了，进了浙江舟山的法院。我一直等浪子告别，像等楼上落下的第二只鞋子的声响，可是浪子并没有因此而离开。他们的恋爱持久战到那时已经九年了，双方都觉得这段漫长的感情有些不知如何安放。最初浪子一有点时间就往浙江跑，后来慢慢少了。

　　后来浪子跟我总结他的初恋，说他妈的居然谈了十二年，长得看不见开始和结尾。我也不知道他俩何时结束的，总之浪子的计算不对，他把女孩结婚的日子算作他那段苦恋的句号。

　　应该是第二年的中秋夜，浪子把自己关在屋里，对明月干了一瓶牛栏山，然后宽衣解带，焚香沐浴，带上一个套，轰轰烈烈地自我安慰了一下。窗外月色如洗，照见床上袖边点点又斑斑。

　　自慰还用套子?事后他的解释是——人在很多时候都需要一种仪式感，跟装 B 无关。我没办法因为这看似无厘头的事情嘲笑他，后来听到尧十三的《我想念你一如独自撸管的悲伤》，总觉得歌词可能是浪子写的。而他漫长的初恋应该在那个明月千里寄相思的晚上就结束了。

　　这就是一个包括爱情在内的一切都需要迅速更迭的时代，而最快的当然是互联网技术支持的各种产品，譬如我们最开始赖以支撑的数字杂志，很快被时代无情地淘汰了。《最体育》杂志停掉了，好在“最体育”做出些品牌，在健翔的努力下我们找到了投资，新的产品开始上线，公司搬家，人越来越多，自然也就聚集了越来越多北漂的年轻人。

　　北漂多的地方乡愁也多。有天下午四点多，我出门办事，看到电梯间的窗边站一姑娘，极目远眺，长发飘飘，在斜照的夕阳里构成一幅动人的剪影。我怔了一下，定睛一看却发现是公司的行政小静。

　　“你在这儿往窗外看什么?”

　　“颜老师，你看不远处那列火车，是开往我老家的。每天下午这个点，如果没什么事，我都会过来看这趟列车开过去。”

　　浪子的乡愁也在这样的氛围中发酵得厉害，每每喝高了就唱《故乡》。“我是永远向着远方独行的浪子，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对他而言，姑娘一直在故乡。

　　又一届奥运会，又是体育从业者的毒药或者狂欢。一天，夜班回家后倒头就睡的我感觉没睡沉就被电话吵醒，浪子和另外一个小兄弟被派出所拘了。我衣服都没想起来换，大裤衩拖鞋的慌不迭跑过去，警察同志瞥了我一眼，问：“你是他领导?你这手下牛 B 大了，不但跟人打架，还要打警察，还说我们处理不公要告我们。还拿手机给我们录音呢，真门儿清啊。”

　　我把浪子领出来的路上他还骂骂咧咧：“我们几个去吃夜宵，喝高兴了，唱歌!结果旁边有帮傻 B 吼我们，说要唱滚回家去唱，不知怎么就打起来了。我们这边几个除了我，没一个能打的，自然吃亏了。等警察来的时候，那帮孙子已经跑了，结果警察要带我和小生去派出所调查，这他妈的还讲理吗，被打的进去了，打人的跑了。我跟他们讲理，他们说我袭警，操!”“你是不是又唱《故乡》了?”我嘲笑他。

　　浪子习惯跟人讲理，理讲不通了就拳头解决。这一点儿不像个差点吃法律饭的，倒像管虎电影里的“老炮儿”。

　　任浪子怎么唱茫茫人海之中他的女人，初恋女友在舟山还是跟别人结婚了。他跟我说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劝他，就觉得让他彻底死心反而是最好的解脱，甚至有些自私地想，这下也许这小子可以安心地跟着我干了。然而事情的发展跟我预想的不一样。2014 年春节结束后上班没几天，浪子把我喊住，说要请我喝酒，说点事。

　　浪子的老家在潍坊的乡下，那边的规矩是如果老大不结婚后面的不能先结婚。浪子也三十出头了，以前家里不催他是跟他一样(对初恋)保有一份念想，但女孩结婚后父母心里沉不住了，总跟他说：“你自己在北京也不找对象，如果北京不好找就回来找。”这个春节回家，父母死活给他相了门亲事，女方是潍坊一家医院的医生，居然也是他以前的同学，姑娘对他挺满意，觉得他讲义气、有才，是个爷们儿。

　　说实话，浪子在北京没有对象我一直颇为自责，觉得是公司没赚到钱耽搁了他。直到现在，有时候想到公司那些北漂的年轻人，尤其是男孩儿，也会替他们愁得慌，如果不是家境特别好的，何时能在北京买得起房，娶得起新娘呢?有时白日做梦都想着自己可以指着窗外的高楼对公司的小年轻说：“明年，或者后年这个时候，那间亮着灯的房子就是你的。”

　　白日梦要不要有?万一实现了呢。

　　一个月后，浪子终于要离开了。告别的前一个晚上，我终于豁出去好好陪他喝一顿酒，自然是点了小鸡炖蘑菇。那晚一帮小伙伴不知道喝了多久，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家，把自己扔在床上，单曲循环李志的《你离开南京从此没人陪我说话》，南京和北京，故乡和他乡，与我似无区别。

　　五月，作为证婚人的我去参加了浪子的婚礼，看到了他的故乡和女人。小子效率很高，又几个月后，儿子出世，取名叫“球球”。

　　其间，他在潍坊找了一份稳定清闲的工作，闲暇时间仍然写他的球评。如果没什么变化，这应该是大部分人的人生，“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囿于昼夜、厨房和爱”。

　　浪子偶尔还会来北京，我们依然见面就喝，但是他不再喝多，烟也少抽了，笑着说是老婆的规矩。

　　2016 年元旦前，浪子又来北京，我们又喝，这次他却喝多了，感觉又回到了以前一起在北京的姿势。他只有喝多了话才会多，他说——突然就结婚了，突然就有了儿子，突如其来般的幸福，可有时候另一个声音会告诉他，这一切于他而言就像是完成了某个任务。我们的人生难道就是为了完成一个任务吗?

　　他说现在的工作不是他想要的，早上去单位泡杯茶看看新闻，每天按部就班，感觉自己跟个老头一样。

　　他说：“颜哥，你知道吗，我当初根本不想离开北京，回去就是给父母一个交代。”

　　他还说，有一个特别奇怪的感觉，老家有些陌生了。

　　其实，这不奇怪，故乡从来只是在“他乡”的人心里的东西。龙应台在《回家》里说过，“故乡不是任何一个用邮政编码找得到的家，不是空间，而是一个时间，一段属于过去的时光”。

　　人生就是一段没有返程的旅途，所以人们常说，回不去的是故乡。浪子根本不可能回到按部就班工作、循规蹈矩的生活。可是，我不能劝他重回北京，我在浪子婚礼上见过他母亲撩起衣服抹泪，抹完后又露出一种如释重负的笑容，他父亲还一再跟我说抱歉，说是他把浪子从我这儿拉了回去。当然，我知道他的无奈和不爽，跟在哪个城市无关，只关乎他所生活的方式和状态。

　　“如果，你真的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那就自己干吧，就像我当初那样。”分开的时候，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这年头谁还不能创个业，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你写文章的时候不是常说吗?”

　　前几天，浪子来电话了，他的公司成立了，名字叫“潍坊故事”。

　　我觉得这个名字挺好的，创业，就是讲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