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世修身的名言警句汇总
时间: 2018-10-19 22:29:39 人气:39
1、“每逢大事有静气”
出处
曾国藩年轻时在官场沉浮,难免有心烦气躁之时,便向理学名臣唐鉴先生请教,唐鉴送了他一个字——“静”,心静下来,就能处理各种纷乱的军国大事。从那时起,曾国藩每天都要静坐一会儿,许多为人处世、治学从政的体会和方法,便都在此中获得。尤其在遇到重大问题时,他更是不轻易作出决定,总要通过几番静思、反复权衡之后,才拿出一个主意来。为让气氛更宁馨些,还往往点上一支香。每见到这种情况,家人有再大的事也不打扰他。
2、“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出处
这一天,曾国藩带着日记,又去拜见老师唐鉴。唐鉴审读他的日记,见满纸都是痛骂自己不成器的话,很是满意。翻到二十二日的日记,看上面写道:“自今日起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唐鉴称赞:“有志气!涤生,望你今后涤旧而生新。”
3、“不为圣贤,则为禽兽。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
释义:
如果不能以圣贤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便只能与禽兽一般为欲望所控制。只关心付出多少,不关心结果怎样。
出处
唐鉴曾送给曾国藩一本自著《畿辅水利》,一张亲笔楷书条幅:“不为圣贤,则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善化唐鉴。”
跟了唐鉴一段时期,尤其在通读了他的《畿辅水利》一书后,曾国藩看出这位理学名臣并不是埋首故纸、空谈心性的书呆子,而是关心民瘼、留意经济、学问渊懿,亦不乏谋略的能吏。同样,唐鉴也知道曾国藩是老成深重、极有心计的干才。以后,唐鉴、国藩师生之间往往探讨程朱之学少,推究兴衰治乱的历史多。
4、“轻用其芒,动即有伤,是为凶器;深藏若拙,临机取决,是为利器。”
释义:
无论是处世还是用兵,平时深藏锋芒,关键时果断出手,出手便能解决问题。
出处
曾国藩出兵征讨太平军前,有人赠予曾国藩一口家传古剑,他的岳父欧阳老人说:“涤生(曾国藩字)今日喜得宝剑,老夫也高兴。老夫十分喜爱旧日读过的一首古剑铭,现把这首古剑铭送给你,轻用其芒,动即有伤,是为凶器;深藏若拙,临机取决,是为利器。”
曾国藩听完这首古剑铭后,明白岳父的深远用意,十分感激地站起来说:“国藩牢记在心。”
5、“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
释义:
赞扬别人要在公开场合,批评别人要在私底下。
出处
曾国藩率湘军攻占武昌后,六弟曾国华带领在湘乡招募的五百勇丁来到武昌。曾国藩见到这个出抚给叔父的六弟,心中很是高兴。四个弟弟,他认为最有出息的便是这个为人倜傥雄奇的六弟。于是亲向六弟传授带勇识人的经验。
曾国藩知道弟弟的脾性,说:“衡人亦不可眼界过高。人才靠奖励而出。大凡中等之才,奖率鼓励,便可望成大器;若一味贬斥不用,则慢慢地就会坠为朽庸。对待部属,大哥有两句话,望弟切记。”
国华望着大哥,诚恳地说:“请大哥赐教。”
“这两句话是: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
国华点点头,轻轻地重复一遍。
6、“打脱牙和血吞”
出处
曾国藩对洋人的坚船利炮,以及诸如千里镜、自鸣钟、机器等,由衷地佩服。三十年前惨败于洋人的教训,他记忆犹新。十多年的戎马生涯,对外国与中国在军事上的悬殊他看得很清楚。一个基本认识已在他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与洋人相争,不在于一时一事的输赢,而在于长远的胜负。中国目前不如洋人,一旦开仗,只有失败。要靠“打脱牙和血吞”的精神,忍辱发愤,徐图自强。
7、“天下事,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
释义:
世界上能做成的事情,多半是因为外界的压力被逼或者被激出来的。
出处
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曾国藩对其抱有极大希望,一力促成其办厂办洋务,然而容闳近年在办事的过程中,深感处处棘手,步步难行,多少次都想甩手不干,但最后还是挺下来了容闳本想向曾国藩吐一肚子苦水,听曾国藩这一说,便不敢再讲了,硬着头皮把总督交给的担子担起来。
“纯甫,我知道你有难处。”曾国藩从“尽力办好”四字中,已知容闳的艰难,“老夫活了五十多岁,经事不少,知天下事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困难之处,正可看作是激励和逼迫。”
8、“历来有文坛上之泰山北斗,官场上却毫无建树,甚至一败涂地者,盖因不识此中差别耳!”
释义:
文坛和官场是有差别的,认识不到这两者的差别,多半会一败涂地。
出处
曾国藩麾下第一幕僚赵烈文,对大儒船山先生王夫之非常崇敬。王夫之的名作《读通鉴论》在书局刻印过程中,他便零零星星地借来读过一遍,十分佩服船山的见事高明、议论深刻。此时看着这部被装订成十大本的五十余万言巨著,真是爱不释手,心里油然生出一股对船山的由衷崇拜,“大人,船山公议论戛戛独造,破自古悠谬之谈。卑职想,若使其得位乘时,必将大有康济之效。”
“不见得。”曾国藩轻轻地摇了摇头。
“为何?”赵烈文颇感意外。他深知曾国藩一向尊崇王夫之,但为什么并不赞同这个观点呢?
“船山之学确实宏深精至,但有的则嫌偏刻。比如对人的评价,求全责备的多,宽容体谅的少。若让船山处置国事,天下则无可用之人了。”曾国藩离开座位,在书案前走了几步后又说,“作文与做官并不是一回事。作文以见深识闳为佳,立论即使尖刻、偏颇点亦无妨,因为不至于伤害到某一个人,也不去指望它立即收到实效,只要自圆其说,便是理论,运笔为斤,自成大匠。做官则不同,世事纷繁,人心不一,官场复杂,尤为微妙,识见固要闳深,行事更需委婉,曲曲折折,迂回而进,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万不可逞才使气,只求一时痛快。历来有文坛上之泰山北斗,官场上却毫无建树,甚至一败涂地者,盖因不识此中差别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