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鲁迅思想的研究中，大量的成果集中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冯骥才在《收获》上发表的《鲁迅的“功”与“过”》中认为，鲁迅作品的成功之处即在于独特的“国民性批判”，“在鲁迅之前的文学史上，我们还找不到这种先例”，但这不过是“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的舶来品，鲁迅从中受到了启发和点拨，却没有看到里面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话语。冯骥才进而认为鲁迅没能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和被西方人认作经典的以审丑为主要特征的“东方主义”的磁场。这一度引起了学者们的激烈争鸣。陈漱渝在《由〈收获〉风波引发的思考》和《挑战经典——新时期关于鲁迅的几次论争》中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过程中，的确受到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中国人气质》一书的影响。然而，“鲁迅展示中国人的丑陋面，并非印证西方侵略者征服东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是在展示种种丑陋的过程中渗透了作家的忧患意识和否定性评价，使读者在否定性的体验中获得审美愉悦。”黄川在《亚瑟·亨·史密斯与东方主义》中重点分析了“东方主义”一词的含义和史密斯《中国人气质》一书的详细情况，指出冯骥才把“东方主义”加之于鲁迅的头上是“轻率的、不科学的”。

　　由论争引发，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被导入了十分广泛、深刻的领域。对于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形成的渊源，日本学者北冈正子的《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由来》以翔实的史料证实：鲁迅留日时期与许寿裳关于国民性的探讨，是受到当时弘文学院院长加纳治五郎与中国学者杨度关于国民性讨论的直接触动。潘世圣的《关于鲁迅的早期论文及改造国民性思想》认为，“青年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其实与近代西方，明治日本，他的先辈思想家如梁启超以及与他同时代的留日学生有着多样的联系，鲁迅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他的时代，他的周边世界的精神倾向。”王学谦在《精神创伤的升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的心理因素》中指出，幼时的家庭变故使鲁迅的心灵受到严重创伤，直接影响了鲁迅人生道路的选择，并促成了其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程致中在《鲁迅国民性批判探源》中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某一单方面的影响，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包括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有关国民性的讨论的影响，外国人研究中国国民性的着作的影响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痛切反省和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的影响等等。袁盛勇的《国民性批判的困惑》则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主要源于一种强烈的自省意识，他看到了我们国人的“古老鬼魂中”还有一个“我”，因而，“鲁迅的国民性话语是一种自我在场的启蒙话语……他把自己拽进话语语场的同时，也一并让读者沉入其间，在自我反省中杀出一条生路”。尹康庄的《鲁迅的民众观》指出，鲁迅“致力终身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与实践的逻辑起点”，是鲁迅对民众的“否定与肯定之间所形成的悖论”。方长安的《鲁迅立人思想与日本文化》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是和立人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深受日本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亦即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影响。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研究的深化还表现在“鲁迅改造中国国民性思想研讨会”的举行。这一学术会议是由汪卫东的《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内在逻辑系统》和竹潜民的《中国国民性“密码”和“原点”探秘——兼与汪卫东先生商榷》争鸣文章引起。前文认为中国国民性“原点”和“密码”以“私欲中心”四字概括，后文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中国国民性的“原点”和“密码”应是“自欺欺人”。陈越认为汪卫东的“私欲中心”失之太泛，竹潜民的“自欺欺人”不是“对国民性劣根性表现的深层原点的概括”。周楠本指出，“自欺欺人”说实际已包含于“精神胜利法”中，而“私欲中心”是和“精神胜利法”一样的国民劣根性表现，因而“原点”和“密码”的提出并无多少新意。张恩和和林非都肯定了从“私欲中心”和“自欺欺人”入手探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积极意义，特别认为以“自欺欺人”为中心展开对国民性弊端的分析是“颇有道理的”。但对国民劣根性的形成，他们都认为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封建专制制度和绝对权力统治的结果，“在这样严格的等级制度的规范和限制下，怎么能不产生退守、懒惰、卑怯、奴性、虚伪巧滑、自欺欺人等各种各样的国民性”(张恩和语)。钱理群的论点有三：一、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提出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不是外来思潮的移植;二、改造国民性问题涉及对民众的看法，鲁迅一向把民众分成两类，即“厥心纯白”的朴素之民和“在名教斧钺底下”失去了天性的“无名主无意识的杀人团”，鲁迅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后者;三、对“真”与“诚”的倡导，对“伪”的批判是鲁迅一生的命题。孙玉石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他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动因，继承了历史上一切优秀文学传统拥有的“大爱与大憎结合的精神”，体现的是文学创作的永恒的主题，因而孤立地研究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密码”与“原点”，“没有什么真正的学术意义”。孙玉石提出应当特别尊重鲁迅作为文学家的思想家的“独特性”，这就是：“他是以自己的直接感悟与无休止批判来辐射他的思想能量，而不是在逻辑系统的思考中来论证他的思想凝结的。他追求关注的一贯性，批判的直击性却不一定有哲学家思想的严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