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民族尊严、国家尊严和个人尊严是当代华人文化中最有震撼力的声音之一。下面是一九文学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相关写作素材，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吉鸿昌：我是中国人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而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不知道中国。陪同的人对吉鸿昌说：“你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

　　1932年，吉鸿昌回国，率领抗日同盟军，转战长城内外，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后不幸被敌人诱捕，就义前他写下了正气凛然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做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分析：“我是中国人”，一声惊天霹雳，一身铮铮铁骨，吓退了多少人，惊醒了多少人。不以国弱而耻辱，不因国破而逃亡，这既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又维护了个人的尊严。

　　球王乔丹

　　篮球上帝乔丹在一次中国之行中，拒绝乘坐主办方为他提供的奔驰、宝马，而是点名要了美国的道奇山羊。原来乔丹有一条重要的商业原则，那就是“做广告从来只做美国货”，因为，座驾事件与“尊严”息息相关。

　　从某种意义上说，球场外的乔丹给崇拜他的那些青少年们上了堂很好的思想品德教育课，这才是一个“星”真正的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相反，我们的各种“星”们，同样作为青少年们顶礼膜拜的偶像，他们的表现又如何呢?我们知道有的歌星歌唱得不怎么样，却热衷于把奇形怪态遁入极端;有些影星不在表演上下功夫，却老是以绯闻来炒作自己;还有那些所谓的足球明星，球踢得极烂，可酗酒、打架等丑闻不断。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方面，我们的“星”们有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应该好好学学人家乔丹呢?

　　分析：作为一名公众人物，在享有较高的社会回报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其所肩负的社会道义和责任。

　　“青少年领袖”苏雄的傲气

　　现任BBDO广告公司亚太区董事长的苏雄认为：如果每一个广告公司都坚持自己的原则，那么整个广告圈的环境也就可以健康起来。而现在的情况是你不做，后面有一大堆公司在排队。

　　他说：“前段时间，我们在台湾的分公司出了这样一件事，我们有一个已经服务了十年的客户，他们的成功可以说有一半是我们服务的功劳，前段时间他们提出比稿(即广告公司为客户产品所做的市场预测报告。可以由广告公司主动来做，也可按客户的要求来做)，比稿后，他们要求谈价钱，但并没有按照比稿的结果来比较价格，而是让所有参加比稿的公司一起报价，结果另一家国际广告公司报出的是我们原先收费1/3的价格，客户问我能不能出比他们还低的价钱，我当即决定这笔业务不做了，尽管他们占了台湾公司50%的业务额，但是我觉得作为广告人我们要有这个骨气。”

　　分析：国有国法，行有行规。不按规矩出牌，最终损害的将是整体的利益。有些人和企业只图一时的获利，缺乏长远的眼光，因小失大，最终难以做大做强。

　　朱自清不吃嗟来之食

　　我国著名散文家朱自清教授，晚年身患严重的胃病，他每月的薪水仅够买3袋面粉，全家12口人吃都不够，更无钱治病。当时，国民党勾结美国，发动内战，美国又执行扶助日本的政策。一天，吴晗请朱自清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美援面粉”的宣言书上签字，他毅然签了名并说：“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这年(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贫困交加，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嘱咐夫人：“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中国人的骨气。

　　分析：贪贱不能移的骨气在朱自清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不吃美国“救济粮”不仅是高贵人格的表现，更是国格的表现。

　　程砚秋拒演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特务机关企图强迫在北京的京剧界捐献飞机义演，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当即拒绝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程砚秋深知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凶残，担心自己的拒演连累别人，于是他不卑不亢地说：“献机义演的事，我程某人宁死在枪口下也决不从命，请转告日本人，不要找梨园同行的麻烦。”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分析：面对凶残的敌人，程砚秋“威武不能屈”的气节让人敬畏，令人钦佩。

　　陆游气吞残虏

　　陆游一生以诗文为武器，抒写抗敌御侮、恢复中原的激越情怀和有志难伸的忧愤，气势雄浑，感情奔放。他始终坚持抗金，在仕途上不断受到当权派的排斥打击。中年入蜀抗金，军事生活丰富了他的文学内容，作品吐露出万丈光芒，成为杰出的爱国诗人。

　　分析：陆游的爱国诗篇没有矫情，没有妥协，从中可窥见到诗人强烈的民族气节。

　　陈独秀庭上抒心意

　　1932年，陈独秀被捕，在上海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开庭前，作为同国民党斗争的一种手段，陈独秀曾挥笔疾书，写下了洋洋数千言的《辩诉状》。他指出：“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他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腐朽统治，抨击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压迫，表示只要“一息尚存，予不忍眼见全国人民辗转悲号于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专制者两重枪尖之下，而不为之挺身奋斗也。”

　　分析：从陈独秀的《辩诉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颗为民族的解放和富强而孜孜以求的忠贞爱国心。

　　吴玉章维护国家尊严

　　老革命家吴玉章，年轻时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元旦，因清朝末年中国贫弱，日本人看不起中国，在悬挂的万国旗中，故意不挂中国国旗。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吴玉章挺身而出，代表留日学生向学校当局严正提出：必须立即向中国学生道歉并纠正错误，否则，就要举行罢课和绝食以示抗议。

　　学校当局在中国爱国留学生的强大压力下，只得认错道歉。

　　分析：维护国旗，也就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也就维护了个人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