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伯英，1899年10月出生，湖南长沙人，与丈夫何孟雄同为革命烈士。下面是相关的读书笔记，希望对你有帮助。

　　缪伯英青春读书笔记【篇一】

　　中华女英烈的行列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名字，这就是我党最早的一个女党员，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缪伯英。

　　缪伯英， 1899年10月21日生，湖南长沙县清泰乡缪家洞枫树湾人。家庭世代书香门第，父亲缪芸可曾一度在湖南省教育司供职，致力于“教育救国”，尤重妇女教育，曾参加创办过好几所中小学校和女子职业学校。在父亲的教育和熏陶下，缪伯英从小就喜欢读书，1917年7月她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不满20岁的缪伯英，奔赴北京读书，开始走上了新的历程。

　　我党最早的女共产党员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为各种新思潮所激荡，形成了“中西学术争艳，古今百家齐鸣”的新气象。那时，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受到各种新思潮的影响，其中不少人经历了从无政府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曲折过程，缪伯英也是这样。

　　她到北京不久，就认识了正在北京大学文科政治系学习的何孟雄。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广泛流传，各种社团纷纷涌现。在何孟雄的介绍下，缪伯英对北大的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到那里看书读报、听演讲。不久，她暂时中断了在女师大的学习，去北大参加工读互助活动。

　　北京工读互助团于1919年12月4日成立，是王光祈等人发起的。这是一个自愿结合起来，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实行半工半读、集体生活的团体。它有四个组，何孟雄在第一组，缪伯英在第三组。第三组都是女生，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她们抱着“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信念，希望通过它来建设一个工读互助社会。缪伯英怀着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理想的追求，与同组十几名女生在北京东安门北河沿17号租赁了一间房子，开起洗衣店来。

　　工读主义在实践中很快遭到了失败。第三组的女生更是难以维持自给自足，缪伯英与钱初雅、何琛媛、韩德洁(朝鲜人)则是坚持到最后的4名成员。为此，轰动了北京新闻界，1920年9月5日出版的《妇女杂志》还刊登了她们的照片。消息传到长沙，风言风语吹到缪芸可耳里，说什么“不要钱的书不安心去读，搞什么半工半读，真是不长进”。但缪芸可深知女儿的为人，未加干涉，并且写下“我有心灵能识古，今逾耳顺亦知新”的诗句，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因为缪伯英在北京大学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致使她在女师大的毕业期推迟了一年。但她对此并不后悔，认为这是她走向社会很必要的一课。

　　俄国十月革命的春雷，唤醒了沉睡的东方古国。北大教授李大钊、陈独秀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他们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缪伯英每期必读。她读了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并在北大多次聆听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很受启发，认识到：社会弊害太深，改良的道路行不通，只有通过斗争的手段，才能粉碎旧政权、改革旧制度。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大进步学生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骏、朱务善等19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加入该会。他们潜心研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书籍，讨论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理论。缪伯英对社会主义的苏俄十分向往。虽然她没能到苏俄去，但她冒着危险，热情地为去苏俄的同志把秘密文件缝入棉衣。她还经常奉李大钊的委托，把马列书籍送到女高师同学手中。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据当时和她在一起学习、活动的老辈说，那时正和缪伯英恋爱的何孟雄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还是缪伯英受李大钊的委托，帮助他转变过来的。

　　1920年9月，李大例、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接着，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最早入团的成员之一，参加了10月间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举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刚诞生的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间经历了一次思想论战，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成员退出了小组;为了充实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力量，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高君宇、邓中夏、李骏等5人入党。缪伯英就成为当时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我国早期共产党组织中最早的一个女党员。

　　这一时期，缪伯英的思想有了很大们发展，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来观察、思考问题。她在12月15日写的《家庭与女子》一文里，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家庭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趋势，以及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家庭组织是人类进化中一定时期的制度，大凡一切制度，都是人类对于那时期所需要的一种产物，故无论是一种怎样轰烈的维新运动、改革风潮，实丝毫没有什么稀奇，更丝毫没有什么可怕的反抗的价值!”

　　她对妇女发出了“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的呼喊，号召女同胞以冲决封建罗网的精神，做新时代的女性。

　　她与何孟雄志合道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1年秋，两人结婚。婚后，他们住在北京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5号寓所。这个新家庭是北京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赴苏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取道北京时，就住在他们家里。伯英、孟雄一面读书，一面从事群众运动，被同志们称为一对“英”、“雄”夫妇。

　　接受斗争风暴的神圣洗礼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北京地委书记何孟雄赴京绥铁路指导工人罢工。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妇女部工作，她根据党的指示，常和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高君宇等人，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和石家庄等地，向工人及其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

　　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后，立即显示出强大无比的威力，罢工运动相继兴起，从南到北互相呼应。缪伯英与战友们深入工人中办夜校、办俱乐部，1922年2月间，还组织起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从经济和舆论上支援香港海员兄弟的罢工斗争，并且在自己任编辑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上，撰稿报道工人运动的情况。

　　同年8月，缪伯英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开展党外联合战线工作，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员，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不久，她又南下，帮助南京进步妇女组织了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1922年年底至1923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任命彭允彝为教育总长。彭是个声名狼藉，不学无术之徒。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亦因不愿与他共事，“挂冠求去”，从而在北京学生中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挽蔡驱彭”运动。

　　刚从南京回来的缪伯英，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立即转赴武汉，在1923年2月6日召开的武汉各团体代表大会上历数彭允彝的罪行，呼吁各界民众声援北京学生的驱彭斗争。在武昌停留时期，缪伯英还鼓励正在开展学生运动的湖北女师学生坚持斗争。

　　1923年2月间，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第一任部长的缪伯英，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梅羹等人，全力以赴地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这次罢工，遭到了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为了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她与几个同志秘密地在北京骑河楼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他们还到长辛店等地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募捐援助失业工人的家属。她不辞辛劳，四处奔走，从事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得更加成熟了。中共北力区委书记李大钊对缪伯英的工作很满意，曾赞誉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1924年6月，缪伯英在女高师的学习已临近毕业。这时，张国焘突然被捕，在狱中供出了“男党员李大钊、黄日葵、范体仁、高尚德、刘仁静、李骏、方洪杰”，“女党员陈佩兰和缪伯英”。北洋军阀政府命京师警察总监“严速查拿”。中共北方区委得知这一紧急情况，立即通知已暴露身分的同志转移。缪伯英接到党组织的通知，当天在何孟雄的护送下，匆匆乘车南下，回到长沙乡下的老家。不久，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北洋军阀曹棍赶下台，原军阀政府对共产党人的通缉，也就不了了之。

　　1925年1月，缪伯英、何孟雄从枫树湾到了省会长沙。长沙是伯英早年读书的地方，一女师是她的母校。此时，她应第一女师校长徐特立的聘请，到附小担任主事(即校长)。当时湖南《大公报》对此发过消息：“徐新校长已聘定缪君伯英(女师毕业后去岁又毕业女高师)充当主事。”当时，何孟雄住在岳麓山上的蔡锷墓庐，一面养病，一面读书，还兼视察粤汉铁路工人运动的任务。不久，何孟雄返回北方，指导京绥铁路的工人运动，缪伯英留在沙，开展湖南妇女工作。

　　我党最早的女党员缪伯英缪伯英故居展

　　杰出的妇女领导工作者

　　缪伯英在长沙期间，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请她担任湘区委的第一任妇委书记。据李维汉回忆：“1925年初，我去省立一女师附小访问伯英同志，代表湘区委员会请她担任妇委书记，适何孟雄也在，都是第一次见面。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伯英同志在妇女解放运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方面，都做得出色，有显著成绩。她对党忠实，对革命负责，诚实朴素，沉着勇敢，同群众有密切联系，并能灵活地用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策略。她是一位杰出的妇女工作者。”1925年3月，由湖南团省委执委会指定“平之、述凡、子璋、罗问哉(女)与CP妇女部缪伯英(女)联合组织一妇女运动委员会”，并推定缪伯英为主任兼宣传。

　　第一女师附小是我党的一个重要活动点，常有地下工作者来接洽。他们来时，往往化装成贩卖笔墨的行商，用布袋装些笔墨来卖，这些笔商中就有滕代远等人。

　　第一女师附小除缪伯英外，还有几个党员，如她的族兄缪天民，担任附小的庶务。他们将师生员工组织成一个模拟的小社会，取名“心田市”(因该校坐落在落屋田而得名)。“心田市”设有市代会，并定有各种制度和法规，市代会由各班学生代表会、教师代表会和工人代表会组成，民主管理学校。缪伯英的这些活动引起顽固派的议论，并向徐特立反映缪伯英很激进。徐特立为之掩饰，说：“她思想比较进步是真的，激进则未必。”

　　曾在第一女师附小读书的余甲男，忆及当年情景时写道：“省立女师校长是徐特立老人，谢觉哉、陈章甫等同志也在这里任教。当时缪伯英在女师附小担任主事，我一到学校，伯英就热情接待了我。因我家境窘迫，没有铺盖行李，她就从自己家搬来一套被帐，给我开了铺。我身无分文，交不起伙食费，她又到庶务室联系，在餐厅饭桌上贴上了我的名字，并对我说：‘以后吃饭坐到自己座位上就行了。’我是个举目无亲的乡下女孩子，伯英对我关怀备至，亲如姐妹，使我处处感到革命家庭的温暖。有一天，我写了一篇日记，题为《我的痛史》，抒发了对旧社会的愤恨。伯英看了，立即提笔挥写了精湛的批语：‘生以青年有为之日，兼秉中人以上之资，苟能艰苦卓绝，勇往直前，则女娲石也，精卫沙也，愚公子子孙孙也，天河补也，海可填也，天下事何遽不为乎!’这催人奋进的珍贵格言，给了我多么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啊!”

　　在缪伯英主持湖南妇女工作这段期间，正值我国大革命的高潮。1925年3月12日，我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不幸病逝，长沙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悼念会，缪伯英与李维汉、易礼容、郭亮、肖述凡等，被公举为湖南省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筹备处的职员。她在会上的演讲言简意赅，通俗地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和国民革命的主张。在她的组织下，第一女师附小演说队和花圈队活跃在长沙街头，给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时，党还派她参与湖南省妇女进步团体——省女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改组后机关移落星田第一女师附小内办公。不久，青岛、上海相继发生惨案，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声援青岛、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爱国正义斗争。为此，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应运而生，缪伯英与徐特立、毛泽覃等被选为执行委员，领导开展罢工、罢市和罢课以及查禁销毁仇货的斗争。

　　在她的指导和发动下，长沙女学生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和女子募捐队，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最为壮观的是6月5日举行的游行示威，各校学生，高举校旗，昂首前进，队列整肃，群情激愤。时天下大雨，男生多赤足草鞋，女生是袜套草履，全无雨具。雨水淋湿了衣襟，他们一手抹着头上的雨水，一手振臂高呼口号，旁观者无不为之感动。

　　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使赵恒惕军阀政府坐卧不安。赵恒惕对长沙进行戒严，“宣传过残者斩!”“扰乱秩序者斩!”的布告，比比皆是，有的爱国人士遭到杀害。为了救济参加爱国运动的受难者，缪伯英以省女界联合会的名义，邀请省会各社团负责人在第一女师附小开会，筹备成立济难会，她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主席。

　　1925年6月25日，26岁的缪伯英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取名何重九。她外出为革命奔走，时常不能按时回家，因此，重九刚出生，就由她母亲照料。当时，她弟弟缪立三正在读初中，参加了募捐队，投入了声援五卅罢工工人的学生运动。缪伯英常有意地给他讲一些道理引导他说：“帝国主义这个东西不打是不倒的，你看英、日都是一个不大的岛国，为什么能欺负我们这个大国呢?因为它们军事力量强。弟弟!你初中毕业后，最好去学习军事，为打倒帝国主义做好准备。”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缪伯英以湖南代表的身分参加了会议。她与出席会议的左派代表一道，在会上坚决揭露和斥责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径。回到长沙后，她领导省女界联合会筹备湖南省纪念三八节大会，并担任大会的主席。她邀请陈章甫、周以栗等著名共产党员登台演说，扩大了我党的影响。接着，她又与李维汉、罗学瓒、陈章甫、周以栗、夏明翰、肖述凡等人，共同组织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湖南纪念大会。会上她作了《广州政府之近况》的演说，把广州国民政府厉兵秣马、准备誓师北伐等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了三湘四水。

　　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消息传来，激起了湖南人民极大的愤怒。缪伯英主持召开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大会发出六项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应继续奋斗，驱除段贼，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革命，以慰诸烈士之灵”。

　　在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北伐前夕，湖南人民驱赵运动高涨，成为反对此洋军阀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推翻赵恒惕在湖南的统治，长沙市民3万余人在教育会坪召开大会，提出《对湘主张之二十四条》，组织了带有政权性质的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缪伯英作为妇女界代表，当选为委员，并且与周以栗、张汉藩三人担任常委，参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驱逐军阀赵恒惕、组织人民群众积极迎接北伐的斗争。3月11日，赵恒惕被迫宣布“辞职”;12日，在强大的群众压力下，自长沙逃走。

　　不久，吴佩孚调集精锐部队南下，向湖南进犯。与此同时，北伐军挥戈出师，双方屡战激烈。缪伯英亲率湖南学生慰劳队、红十字救护队和女子宣传队，赴前线慰问，救护北伐军伤兵，发动群众响应国民革命。

　　在武汉和上海的不懈斗争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的中心移到长江流域。何孟雄从北京调来，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此时，缪伯英也由党派到武汉。他们夫妻又往一起战斗了，住在武昌东湖。

　　缪伯英的公开身分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实际上是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蔡畅做妇女工作。在她去湖北时，她父亲把跟随了自己多年、贫苦老实的族侄缪位荣推荐给她，一同前往。缪位荣一面帮助她带小孩、搞家务，一面以捡字纸为由，做秘密交通工作，从中沟通妇委与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部长李文宜、省妇女联合会负责人赵君陶的联系。

　　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武汉三镇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活动，9月间迁往上海。由于斗争需要，10月初，党组织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缪位荣、何重九同行。

　　在上海，缪伯英任沪东区委的妇委主任。何孟雄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委和军委负责人、沪东和沪中区委书记等职。缪伯英在华夏中学谋得一个公开的职业，担任物理教员，为了便于开展地下工作，她曾化名廖慕群。

　　1928年3月20日，她又生下女儿何小英。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斗争环境很险恶。缪伯英胆大心细，处事慎重。她多次对缪位荣说：“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不回来，你就赶快搬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当时他们住在租界内，一有情况发生，就提前搬家。为了搬家不引起别人的注意，需要找到借口，缪伯英就装做与丈夫何孟雄吵架。遇到紧急情况时，他们干脆把家丢弃，只身走掉。

　　他们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时常天未亮出门，深夜方归，回来还要继续工作。缪位荣在回忆那段生活时说：“对那种紧张而又危险的生活，开始我还不习惯，有时晚上被惊醒过来后，好久睡不着觉。但我发现他们很坦然，也就放心多了。我在伯英的教育下，逐步树立了为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决心，觉得自己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学会从容不迫地处理突然情况了。”

　　缪伯英是我党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而且一直战斗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第一线，在白色恐怖下，日以继夜地为党工作。长期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把缪伯英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拖垮了。

　　1929年10月，她突然得了伤寒病，送入上海仁济医院，因抢救无效，溘然辞世，时年30岁。伯英在病危时，对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你若续娶，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

　　缪伯英辞世后，灵柩存放在上海扬州会馆。会馆改建时，曾登报通知各户迁出，因何孟雄被捕，在龙华壮烈就义，伯英遗体就不知会馆代迁何处了。两个孩子在上海龙华监狱被监禁了一年多，后送入上海孤儿院收养，“一二八”日寇进犯上海时，失散于战乱中，至今下落不明。

　　缪伯英青春读书笔记【篇二】

　　《青春·缪伯英》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湖南省妇联组织编印，湖南省委原副书记文选德作序，《湖南报告文学》杂志副主编王杏芬执笔创作，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严谨、客观、真实、生动的原则，结合梳理权威史料，整理采访独家素材，阐述了缪伯英怎样从懵懂少女成长为一名具有坚定社会主义理想的共产党员，并对缪伯英的家庭成长环境以及求学经历作了全方位的深入解读，深度挖掘了缪伯英短暂而伟大的一生，剖析了缪伯英无悔的革命信仰和激荡的青春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