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

　　《呐喊》小说集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鲁迅先生的作品。读过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呐喊》文集却让人读过后荡气回肠，久久不能忘怀。《狂人日记》，“疯言疯语”可所说的却未必不是真话。那本写满“吃人”的日记，是社会的真实写照。恐怖的封建压迫，毫不留情地扭曲了一条条灵魂;在仁义道德的面具下掩盖的是吃人的本质。狂人说：“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在那样的吃人社会里，人亦或是明哲保身，亦或是当一个吃人者，在哪里还有纯白的灵魂?那是发自内心的狂呼。

　　任一个被压迫，被礼教呀得喘不过气的人都会自然而然的发出这样的呐喊。可是，最为可悲的是，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与束缚下，人们却没有勇气发出这样的呐喊!狂人是幸福的，因为他的疯，使他摆脱了封建礼教的对心灵的摧残和压迫，也只有疯子才有权利拥有纯净的灵魂，希望这社会都是疯子!科举制度，八股取士，几千年来抹杀了多少有识之士，磨去多少个性的棱角，它所塑造的是无数条没有思想的，满口之乎者也的封建傀儡。多少人为了那四书五经竭尽了一生所能;多少英雄豪杰为了功名尽折腰。

　　《孔乙己》是继《狂入日记》后第二篇评击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的文章。主人翁孔乙扭曲的心灵已被封建文化所骨化，他穷因潦倒，被人们作为笑料;满口仁义道德，却为生活所迫也当起“梁上君子”，最终，死是对他最好的解脱，在封建压迫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社会，只有死人和疯子幸免于难，这是多么讽刺!《阿Q正传》是《呐减》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之一。

　　他之所以如此家喻户晓，因为它“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即表现国民性的弱点。阿Q性格极其复杂，充满矛盾。他质朴而又愚蠢，受尽剥削欺凌而又不敢正视现实，妄自尊大;对权势者有着本能的不满，表现出某种自发的朦娩的革命要求，而又受到封建传统观念和正统思想的严重影响。但作为他的主要性格特征的是他的“精神胜利法”(通称“阿Q精神”)，即在接连不断的失效中随时幻想自己是胜利者，用以自宽自解，自欺欺人。这种精神胜利法使阿Q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并沉溺到更为屈辱的奴隶生活中去。没有华丽的语言，故事也并不引入入胜，在鲁迅的作品里，表现的是他那忧国忧民的民族责任感，是他对中华民族的深深热爱。他的作品尖锐有力评击地评击了不合理的封建制度，被誉为彻底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声春雷。他的言语犀利，像尖刀一样直刺敌人的心脏。同时，鲁迅先生也对生活在这样社会的人们深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希望通过《呐喊》小说集的呐喊，唤醒麻木的灵魂，被压迫的人们，都来呐喊吧!都来反抗吧!

　　【篇二】

　　也不能说：鲁迅是伟大的，然而谈者太众，以至失了新鲜感;又不能说：我这篇是不同的，我是想要说些不一样的。所以，确乎是个困难的话题。然而，一本《呐喊》，薄而沉重，中国的学生们，无论如何算是读了大半的，年来岁去，谁人读起开篇自序里的字句能不唏嘘自叹的?有多少人到中年，累了歇了，坐椅子上一声叹息，连吐落的第一口气里都有着疲惫的痕迹，于是他们能够想到的，有时候惟有鲁迅。一个民族文化的着落点，有失便就有重构，倘若说旧文化隳于五四，则新文化的构建，有一大部分乃可以说是从《呐喊》而起，这之间，有着总体与个人差异的说法，所公认的，是鲁迅作为旗手，举的标志物明白而辉煌。

　　在自序中，鲁迅写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这是作者最初的困惑和最审慎的态度，得来的回答不够令人满意，却现实功利且无可奈何。

　　一个问题浮现：究竟是谁人的呐喊声?——关于呐喊者，关于呐喊本身。困惑首先在于鲁迅的身份定位：知识分子否?还是作家?抑或学界同声呼唤的启蒙者?最切实际、最大的可能是三者兼具。我们意愿读懂《呐喊》，向往理解作者，因而这是困境，也是高潮。

　　竹内好眼中的鲁迅，是个孤独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说“作为启蒙者的鲁迅和近似于儿童的、相信纯粹的文学的鲁迅这种二律背反同时存在的矛盾同一”，恐怕也是由于看出了鲁迅形象注定无法单一的历史文化定位。

　　郜元宝有言，“在现代中国，纯粹观念形态的思想很难生根，能在现代中国生根的思想必须像鲁迅的文学那样，带有个体生命的气息，就是说，必须具有文学的形态。文学之外无思想”——能不能这样说呢?正是由于鲁迅身上既承传了古士大夫们的风骚之骨，又显露出新的社会阶层敏锐的洞察和感悟力，且兼具之前所未有的时代启蒙者的特殊方法论意义，其难得的完整性和客观性决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首先，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建国前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归类于资产阶级，然而作家不是，甚而有众多作家誓言与知识分子的固有身份定位决裂，如沈从文所宣称的那样。我们会发现，一旦历史政治形势与时代命运非正常的密切起来，此一现象便绝不单一。这种令人尴尬的情形似乎反映出特定历史阶段作家层与知识分子阶层的剥离，纵然作为时代丰富性的标志之一，但却造就了同时代文学最大的暗伤：斗争无所不在，且都局限于当下和表层，无法深化作品主题，亦不能超脱自身于时代之外。

　　就知识分子、作家以及启蒙者三个身份所涉及的范围来说，知识分子最具私人性;作家由于其作品的公众性，必须具备相当程度的大众和普世原则;而启蒙者这一身份，则反映出整个时代乃至超越时代的需要和宽泛，正如T.S.艾略特在其《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指出的，任何一个诗人或作家必然与其整个民族的历史发生某种联系，他们一面创出新的历史份额，一面将自己添加进历史，成为整体的一环——这是作为诗人或作家的必然和超然。

　　作为启蒙者的作家或者说知识分子，他本身可能并不能非常清楚的反映出这一点，但他的身上定然有着集结整个时代最典型、最清晰且最能与历史相协调的样貌特质。而之于近现代的中国无可置辩的是，能够超越时代，将进步的作家身份与知识分子的传统近乎完美的结合，并创造性的赋予其难能的启蒙者角色定位的，现代作家中，只有鲁迅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