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黄昏中的北京，迷蒙、色彩饱满，像是香山一片红透的枫叶。起了风，远远地送来电报大楼的钟声。一个少年立在窗边，听着那被风声拉长的旋律，意醉神迷。报时钟声响完，少年奔出家门，冲向五道口，秋风把他的领口吹开来，是直沁心脾的秋高气爽。

　　多少年后，高晓松伫立在洛杉矶的秋风里回忆北京长大的那个风中少年，突然起了一阵乡愁。那是他眼里最美好的80年代，那时的他是初中生，心中有他自己的“远大前程”。

　　如今的北京，在他眼里，噪声淹没了那些美好的细微的声音，比如燕子掠过屋檐的羽翅震动，比如潇潇秋雨的滴落......于是，他离开北京，移民去往美国，在他洛杉矶，他开启人生新的征程。

　　激荡在少年心中的八个字，是纵横四海，改造国家。

　　2012年3月，就在美国洛杉矶，高晓松主持的脱口秀栏目正式开始录制，每集节目时长20多分钟，短小精湛，一把椅子、一把折扇，对着镜头，高晓松对着全世界，开始聊天。这就是后来35期总播放量达到8300万次，一年总点击率达1.3亿次，创下网络播放奇迹的脱口秀节目《晓说》。

　　但是《晓说》最初的出现，并非起自纵横捭阖抢占互联网的大布局，而是因为高晓松的中年危机。

　　2012年，43岁的高晓松心头常常涌上一种怅然，尽管在朋友眼里他能侃、乐观、充满正能量，但是中年危机还是袭击了他——他们那一代人从小所受过的教育和成长的环境，从来不是要买个什么样的房子，娶个什么样的老婆，过成什么样的日子，那时候常常激荡在少年心间的八个字是“纵横四海，改造国家”。

　　当年复一年，年少时的梦想已经被现实风干，尤其是创作力枯竭，再也无法像年轻时写出那么精彩的歌时，他常常反思自己：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这些又有何意义?经纪人听了，掰着指头给他数，你做了什么什么节目的教练，做了什么什么活动的评委，你赚了几位数以上的钱......

　　可是在高晓松眼里，钱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义的，带来个人的自由，改善个人的生活，但是如果眼里只有钱，那似乎就和当年心怀梦想的此间少年背道而驰了。于是，就有了脱口秀节目《晓说》，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的他在镜头前，跟大家聊人文、聊历史、聊旅行，揭秘奥斯卡的游戏规则，聊民国时期的刺客，说美国大选，趣谈古代婚姻制度......在他眼里，这是“纵横四海，改造国家”之一种，推动浮躁的社会去沉淀去思考。

　　当然，言多必失，聊了那么多的天，总归有疏漏，网友们看到疏漏就针锋相对地批判，于高晓松来说，看网友评论也是一次接受再教育的过程，“评论里绽放的理想主义光辉，比纠错还让我感动。不夸张地说，我的人生观跟着有了调整。”高晓松把《晓说》比作微博，“短小阅读会饱和，但是它的线索多，40万字微博不过两本书的体量，信息量却要比两本书多得多，有人留言看了我的节目去查了4个小时的史料。”

　　他跟朋友和制作团队总提一句话，希望《晓说》可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些音乐在每一代人都没有形成大流行，但是每一代都有喜欢它的人，这也是《晓说》的目标。”

　　先做一个守法的公民，然后是有责任感的艺术工作者。

　　事实上，以前的高晓松年少轻狂，并不太喜欢接受批评，真正的成长，也许要从42岁那年酒驾入狱开始。

　　2011年5月9日，高晓松因为酒驾发生交通事故而被判入狱。他的律师原本可以帮他做无罪辩护，但却被他拒绝了。庭审现场做自我辩护时，他坦然认罪，“我没什么辩护的，有的只是忏悔。平时我觉得喝酒可以带来自由，现在却因为喝酒而失去自由。之所以有今天，是自己多年来浮躁、自负的结果。我要先做一个守法的公民，然后是有责任感的艺术工作者。”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那是一段很不光彩的经历，但是认领了责任，也就意味着担当。那句话，成为当年的最硬气发言。

　　在看守所的生活，让他成长了很多，“主要是情商方面，我一直觉得我是个智商高，情商不足的人。”冯唐曾经这么评价高晓松：分寸感、进退感很差。在看守所里，身边有文盲，有杀人犯，高晓松每天就和他们吃住在一起，这让他有种生活回归到粗糙原始状态的感觉，于是很多原先的想法、理念也开始土崩瓦解。“比如我原来不喜欢或者看不惯很多人很多事，但是在看守所里突然觉得原来不喜欢的那些，其实都还不错，原来觉得不可接受的那些跟那段日子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曾经觉得永远不可结交的人，后来也成为感情至深的兄弟。“我还在等在狱中结交的一个大哥，2014年秋天他出来，我跟他许诺了，我这辈子跟人家承诺的事儿，很多都没有做到，但是这件事儿我一定能够做到，等你出来我带你去环游世界。”

　　在这之外，高晓松觉得看守所中6个月，他做得最成功的事，就是发呆，以前他没时间发呆，脑浆子没关过火，一直咕嘟着，突然就有了时间关火晾凉，可以去看枯燥的《大英百科》，此外，他还顺带翻译了一本马尔克斯的书。“《Memories of my melancholy whores》，我翻成《昔年种柳》。这本书我非常喜欢，是马尔克斯将近80岁时的作品，一本非常出色的小说，目前国内还没有出版，我觉得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所以就翻译了出来。”文字在网上贴出来之后，收到赞许无数，以至于被大家赞叹这是“高墙下出灵感”。

　　走出看守所，回首来时路，高晓松觉得生活对他足够眷顾，“我现在觉得生活对我特别好，是一种恩赐。我太太一家都信佛，我只敬佛，或者说只信不仰。每次去寺庙，我都对我太太说，不要求佛任何东西，我们已经是最受眷顾的了，如果这样都不满足，还要如何呢?做人，不能太贪婪。”

　　该明白的都明白了，不明白的也不想去明白了。

　　高晓松在网上还有个称号——矮大紧。那是他在写“重金属风格”小说《杀了她喂猪》时给自己起的名字，刚好是“高晓松”三个字的反义词。“这个名字也反射出我心里狰狞的一面。年轻时候，我是内心柔软，外表狰狞;现在的我，内心狰狞，外表柔软，正好反了过来。”

　　对于自己的外表，他有十足的幽默感——“你想想人家给你这么多东西，人家总得平衡点吧。你说拿什么平衡呢?比如说让你爸妈折寿，那不行;说让你变成1.5米，那也不行，少根手指头，也不行，没法弹琴了，生病那更惨，算了，干脆砸我脸上算了。”

　　生活给了他一张狰狞的脸，却让他的心里始终住着一个一尘不染的翩翩少年。所以，80后的徐粲金越过他的外表，被他的才华和内心所打动，最终答应了他的求婚。说起高晓松的求婚，还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历，那天，两个人一起去迪斯尼坐过山车，天上正好落雨，噼里啪啦砸在脸上，过山车冲上最高处，高晓松大声喊了一句，你嫁给我吧。徐粲金说好啊。高晓松心里不踏实，又追问一句，行吗?徐粲金以更大的声音回答说，好!好!好!

　　过山车俯冲而下，他们幸福的声音还回荡在云霄。

　　曾经多少次被人问过，老牛吃嫩草，一个60后和一个80后结婚，横跨了几代，会不会有代沟。但是高晓松却觉得，人和人之间，只要在一起生活，迅速就拉近了距离，只要不在一起生活，同龄人也难交流，因为生活本身是一种最好的黏合剂。

　　少年成长为大叔，曾经时不时想着踹生活两脚的高晓松，现在内心早已趋于平。如今的高晓松，在朋友和公众眼里，几乎是全能人物——说到靠手吃饭，左手可以写歌、弹琴，右手可以写小说写杂文;《晓说》的网络热播，让他成为中国的“奥普拉”，而且收到不少电视台的邀约;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导演。在《大武生》拍后的第三年，高晓松再次蠢蠢欲动，筹谋新的电影。在各种身份之间，高晓松自由切换，人到盛年，他现在这么理解他的四十不惑：四十岁，该明白的都明白了，不明白的也不想去明白了。从此不惑。

　　《晓说》经典语录：

　　我发现人不能多年在同一座城市待着，疑似认识的人太多，聊天的时候会发现周围熟人千丝万缕导致不敢放开吹牛的痛苦。

　　中国人在奥斯卡只配打酱油?总有一天还是能打到醋的。

　　《虞美人》肯定是特别好听的一首曲子，那么多人往里填词，说明它好听，是一首流行歌。《虞美人》可能填了几万首，至今流传下来的至少有几千首，可是怎么唱忘了，既然那么好听，怎么就给忘了呢?

　　总之，郑和是玩也玩了，乐也乐了，全世界也见了，钱也花了......他顺手干了好多事，把狮子、长颈鹿什么的都给弄回来了。还给中国人民留下一样伟大的东西，就是麻将。

　　我有一个朋友开药房，我说咱俩这么好的关系，你干嘛不给我点消炎药?他说我告诉你，这个在美国惩罚得特别严重。医生的处方必须在药店保留十年，十年期间任何处方不能动，每年至少来查两次，你只要开了处方外的处方药，那就立即被吊销执照。

　　上学时学过一个化学原理，是说一种物质合成现象的，叫做“易合难解，易解难溶”，就好象溴和银，把这两种物质合成非常困难，需要几百度的高温才生成出“溴化银”，可是它只要一遇到空气，很快就会分解。但是硫酸和铜就很容易产生反应，之后生成一种非常美丽的蓝色液体“硫酸铜”，它就非常稳定——我觉得婚姻应该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