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逢夏日酷暑，父母总会不厌其烦地搬出同一个问题来考我们：“谁知道伏天啥地方最凉快？”开始的时候，我们兄妹几个简直是七嘴八舌、争先恐后，有说河边的，有说水里的，有说树下的，有说大门底下的，反正都是夏日里我们感觉最凉快的地方。但是，这些说法统统被父母否定了，最后的答案是我们怎么想都想不到的：“厨屋门口，高粱地头。”厨屋门口？高粱地头？笑话！那种热死人的地方怎么成了最凉快的地方？我们愣愣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终不得其解。这问题虽然以后再也难不住我们，但个中原因一直像个谜团，堵在我们心口很久很久，直到我们渐渐长大，慢慢体会了人间甘苦。

　　那时的父母不像现在的我们，他们没有文化，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着同样的功课，但是，他们却用最朴实的语言描绘出最真实的感受。厨房门口的凉快，母亲最有发言权。在炎热的夏天，从蒸笼一样的厨房里走出来，绝不亚于从水深火热之中获得了解放——伸展一下累得发酸的腰肢，舒舒服服地透一口气，再用湿透的毛巾扇几下满是汗水的面颊，那种瞬间的惬意几乎是无与伦比。高粱地头的凉爽，父亲体会最深。烈日当头，每每劈完一趟高粱叶，或者剪完一行高粱穗，再或者撂倒一排高粱秆，顶着满头的高粱花子往地头一站，一任微风爬上黝黑的脸膛和脊背，那种短暂的凉爽也几乎是美妙绝伦。现在看来，那种所谓的凉快，都不过是煎熬中的一时解脱，或者是一种别样的满足。

　　我们常说，三伏不热，五谷不结。由此看来，五谷丰登的祥瑞，不单单是风调雨顺的造化，更是“万物生长靠太阳”的结果，只不过这伏天的阳光太过热烈，虽然普照了万物，但也让躬身田间的农人尝尽了苦头。唐朝诗人李绅身临其境，吟出千古绝唱：“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其中辛苦，除了“赤日炎炎似火烧”的烘托，应该还有“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虔诚。老父亲不懂得诗，但他老人家说的“土里刨食”，我想就是这般辛苦。

　　我曾满怀好奇地查过“口粮”的含义，一曰“旧时军队、官府按人发给士兵、夫役的食粮”，一曰“每人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粮食”，但无论哪种解释，都是按人头计算。我个人的理解是，粮为口而生，所以美其名曰“口粮”，于是也有了“养家糊口”之说。粮食于口，不可或缺，而粮食的重要，则主要是来之不易。

　　有一件小事，至今让我刻骨铭心，甚至一生都不可能忘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家是生产队里少有的缺粮户，一年下来，大部分时间面临的是有口无粮的窘境，真真正正、反反复复体会到了食不果腹、饥肠辘辘的滋味。记得有一年麦收时节，我也就五、六岁的年龄，整天跟着母亲到收完的麦田里捡拾落下的麦穗，毒辣辣的阳光照在脸上、脖子上、胳膊上，像麦芒一样直刺着我稚嫩的肌体和心灵。母亲拎着布袋，我挎着莛篮子，一左一右，或者一右一左，搜刮着不知被人扫荡了多少个来回的麦田，哪怕是发现一个细小的麦穗，甚至是半个麦穗，都如获至宝，就像可怜的乞丐发现了闪光的金元。有一天，我们不知不觉来到离家八、九里地的于官屯村，眼看时过中午，我眼巴巴地等着母亲表态，而母亲却不想把过多的时光浪费在来往的路上，就领我在人家林地的柏树下歇歇脚，随便啃几口随身携带的地瓜干窝窝头，就算吃过了午饭。这时候，一个凶神恶煞的家伙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向我们吼道：“哪个庄上的？怎么敢来抢俺庄上的麦子！”还没等我们回过神来，那家伙就已经抓起母亲的袋子。母亲见状，本能地扯住袋子不放，而我，虽然也帮着母亲拉扯袋子，但最终还是和母亲一起败下阵来，眼看着那恶鬼一样的东西抢走了我们的“口粮”。那一刻，我不知道母亲掉没掉眼泪，只听到遍野都是我的哭声，哭声里充满了伤心，也充满了绝望。

　　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我对这件小事一直念念不忘，不是因为仇恨，而是因为粮食确实得来不易。有时候，我也私下里安慰自己，或许那个强盗一样的汉子也是饥饿所致，于是在感情上选择了宽恕。

　　毛主席曾经说过：“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简简单单一句话，道出了当年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真实状态，成了我们这个农业大国的共识，因为“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吃饭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但是，吃饱肚子也得看老天爷的脸色，旱了不行，涝了也不行。

　　1989年是一个灾年，灾情不但离奇，而且登峰造极，现在想起来，心里依然隐隐作痛。那年，梅雨北移提前了一星期多的时间，让中原一带磨好了镰刀准备开镰的乡亲有些措手不及。有种植早熟品种的，一家人慌慌张张把粮食打到了囤里，心里多少有了点底，但大多数人家的大多数麦田都没有逃脱苦雨的折磨，眼睁睁看着一年的希望泡了汤。二十多天的时间，毛毛细雨，绵绵中雨，倾盆大雨，狂风暴雨，还有雷阵雨，就像从四面八方围过来的妖魔鬼怪，轮番登场，轮番上阵，变着法子让咱庄稼人叫苦不迭。说起来真是奇怪，这雨几乎是天天光顾，就像我们常说的阴魂不散，有时候一天三场两场，上午不下下午下，白天不下晚上下，村南不下村北下，路东不下路西下，没有了一点套路，连天气预报都成了我们的耳旁风。就这样，一个好端端麦收被弄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田间，场里，路上，到处是淋得“死去活来”的麦子，发霉的，发芽的，泡在水里的，冲到沟里的，简直是惨不忍睹。到后来，地里、场里全都水汪汪的，割下来的拉不出去，拉到场里的没法晒，没割的干脆站着就发了芽，形式和境界都达到了极致。那一年，二弟在外打工，三弟在辽宁当兵，除了靠假肢支撑着的父亲，我这个文弱书生和母亲、妹妹以及身怀六甲的妻子都成了主力。有一天，我清楚地记得是太平集，老天爷终于露出了难得的笑脸，我和妻子用地排车拉了两千多斤焐得烫手的粮食到公路上晾晒，又赶到场里和父亲摊开了湿透的麦垛。下午一点多，我正在公路上用木锨翻着晒得滚烫的粮食，听见妻子大喊：“东北云彩上来啦！”我抬头一看，只见乌云滚滚而来，凭经验，料定必是一场狂风暴雨，于是赶紧朝远处的麦场大喊，却见父亲早已行动起来，十分艰难地堆积着摊晒的麦子。我和妻子不敢怠慢，爷爷、母亲和妹妹也气喘吁吁地赶过来，共同演绎了一场“虎口夺粮”的惊险大戏。也不知道累死累活的父亲到底堆起了多少，我们这边刚刚装完袋子，暴风骤雨已经铺天盖地。风大雨急，噎得我们说不出话来，隐隐约约看见一掐粗的杨树、梧桐树拔地而起，断裂的声音凄凄惨惨。一位赶集归来的老汉扔掉自行车，不要命地往我们袋子底下钻，见钻不进去，又赶紧摸起我们的簸箕盖在了头上。这样的场景，我从没把它当成喜剧，因为满世界都飘荡着悲情，满心都是悲怆，哪里还有见笑的心情！就这样，我们吃着难以下咽的“芽子麦”度过了这个丰产不丰收的年份，体会透了“粒粒皆辛苦”的另一种滋味。

　　《朱子家训》中有句格言：“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和“粒粒皆辛苦”一样，都是在教育世人懂得珍惜，然而，在轰轰隆隆的机械化作业中，越来越多的农民沦为了看客，连不谙农事的城里人也都把下乡务农当成了休闲，“锄禾日当午”与“汗滴禾下土”多是束之高阁，而对于“粒粒皆辛苦”的体检和对粮食的敬畏，也只能在古诗或者故事里找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