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就拿母亲给婴儿取名字这件事来说，这名字一定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也许还需要由父母和社区举办的某种命名仪式来正式确认。

　　让我们从母亲和婴儿的相互问候方式说起。每天早上，从梦中醒来的婴儿会尝试用一些情绪性、口头性或是肢体性的方式把母亲唤醒。母亲被唤醒后，就会笑着、关切地走近他，或是开心的，或是紧张地喊婴儿的名字，这儿看看，那儿闻闻，检查婴儿是不是不舒服，再本能地帮他调整一下位置，像是把他抱起来等类似的行为。这些日常的举动其实是高度仪式化的，因为母亲似乎觉得她有这样的义务，并且做这些让她感到非常开心。这也能激起婴儿的某些回应，进而鼓舞她去继续这些行为。与此同时，这些行为也是非常个人化的（“典型”的例子就是母亲对待婴儿的方式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它们和一些传统原则一样，被人类学家看作陈规旧习。其实这些行为或多或少是自发产生的，也或多或少是责任所迫的。整个过程建立在生理需求的周期性之上，这种生理需求类似于生存的需要。同时，这也是人类世代交递过程中的一种情感必需（emotional necessity）。它有赖于儿童随年龄而增长的认知能力以及认知渴求。事实上，我相信，仪式化的阶段与皮亚杰的阶段论是一致的，除了在刚开始，观察者必须假定一个观察情境。在这一情境中，观察者不仅要记录婴儿与“环境”之间的感觉运动交流，还要记录关于母亲与婴儿的认知搜索的互动，以及两者与观察者本人之间的互动。

　　我们认为，这些有趣的日常举动就像是人类世代繁衍过程中的桥梁，它们虽然微小，但作用巨大。在之前描述的第一个仪式中，婴儿有一系列的生理需要（受本能驱使，包括弗洛伊德性欲理论中的口头、感觉以及触觉方面的需要），也需要母亲在抚育他时，带给他不同的体验。母亲在产后也有很大的需要，并且往往有些复杂。因为：不论她具有怎样的母性本能，无论她多么渴望成为一位母亲，她都需以一种特殊的方法，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母亲。因此，她有时会很焦虑（有时会很恐惧，常常会很迷信），想要逃避，有时会因为自己不得不接受母亲这个角色以及相应的义务而抑制自己的愤怒。除了某些积极感受之外，她也会产生某些消极感受，即是说，她坚决不能做什么，以防自己变得和其他她（在潜意识中或多或少）不喜欢的、鄙视的、讨厌的、害怕的那些渎神、邪恶、不讲卫生或是不道德的母亲太相似。幸运的是，她作为母亲的角色得到了认可，正如将她抚养长大的母亲一样。与此同时，她的母性形象也在孩子越发频繁的回应中越显仁慈。反过来，基于对无所不能和仁慈的母性的认识（如果有时会出乎意料地凶狠，则另当别论），婴儿在成长过程中会建立起一种良好的自我形象（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自恋的感觉）。尽管母亲产后的状况会加剧这种相互作用，但很明显的是，任何真正的重要他人迟早也会取代婴儿的“生母”。

　　就拿母亲给婴儿取名字这件事来说，这名字一定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也许还需要由父母和社区举办的某种命名仪式来正式确认。然而，不论这个名字被赋予了怎样的意义，现在这个意义都影响着我们每天怎样去呼唤这个名字。这对重要他人而言有着特殊的含义，对婴儿也有特殊的意义。母亲也以一个特殊的名字称呼自己。我认为，这种相互给对方赋予一定意义的方式是人类仪式化中的普适因素的个体发生学起源，它基于识别的相互性，通过脸部及名字进行识别。

　　这就意味着人类天生就需要这种规律性的相互认可和肯定：我们知道，在任何情况下，一旦没有这种认可以及肯定，婴儿的身体发育以及人格形成就会受到损害，他会自动减少甚至放弃对于感知判定的各种探求。这种需要实际上是一种对更新鲜、更正式、更广泛的仪式化（最后发展到仪式）的需求。它通过反复的面对面的“识别”以及名对名的对应得以实现。这种需求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种仪式化的范围很广，从象征强烈情感纽带的常规问候，到象征角色互惠的传统问候，再到爱与灵感的非凡邂逅，最后到领袖的“魅力”（这些“魅力”由精美的雕像和画像，或者只是横幅和电视上的亮相所证实）。所有的这些仪式化似乎都存在着一些矛盾：他们都是游戏性的，并且有一定形式；经多次重复变得为人所熟知，并且因此而刷新了识别的惊奇（the surprise of recognition）。尽管行为研究者们告诉我们，在动物界中，为了避免引发对抗性的本能模式，这些仪式化必须首先是一系列明确的信号，但是我们怀疑，对于人类来说，克服不确定性是仪式化的首要功能。因为，虽然我们爱自己的孩子，但通常情况下，孩子也会对我们产生强烈的恨意和鄙意，在他们眼中，我们是那种会随便拒绝却谨慎接受他们的人（如果不是潜在的危险或恶魔的话）。由此可见，我们所爱的、所崇敬的通常也是危险的。敬畏却变成恐惧，慈爱却滋生怒火。因此，从日常生活到宗教仪式，仪式化成了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是周期性的经历一样，它必须在变化的时代中，找到更加新鲜且有意义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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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简介

　　《游戏与理智：经验仪式化的各个阶段》，（美）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 著，罗山 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03

　　在被深深的怀疑所笼罩的某一历史时期，爱利克·埃里克森对那些曾滋养了某些纪元，而在其他纪元缺失的共同愿景的本质和结构进行了探究。从孩子的游戏世界到成人的梦想生活，从艺术家的想象到科学家的推理，他对人类关于游戏和愿景的倾向进行了说明。最后，他对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愿景——美国梦的起源和结构进行了详细阐述。这种世界观既包括愿景，又包括反愿景，二者相互对抗，赋予了共同的现实以连贯的意义，并释放了个体和公共的力量。

　　埃里克森认为，由世界观所提供的时空定向是对个体心理的内在工作的一个恭维，适应了它的多种功能。在关键的一章中，作者通过描述日常生活中的仪式化的各个阶段，将世界观的系统发生学起源和个体发生学起源联系起来。他强调了仪式化对于个体发展与关键机构的维持之令人信服的力量。此外，他还指出了人类互动向自我欺骗和共谋发展，仪式化向仪式主义发展，愿景向噩梦发展的倾向。为了阐明与（在科技时代变得更加普遍和更加深刻的）世界观合作或对抗的意识或无意识动机，埃里克森呼吁跨学科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