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喜欢蓝天，喜欢白云；喜欢静坐一隅，泡一杯茶，拿一本书，任思绪恣意萦绕，漫无边际，感受那股指尖划过书页间淡淡的墨香味。

　　只因十二岁那年离开家乡，去距家二十里地的县城读中学，开始有了乡愁，有了对家乡、对父母那股淡淡的难以释怀的思念之情，从而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且最终视为毕生唯一的钟爱。多少年过去了，我走过了许多地方，经历了许多事，接触了许多人，自认对社会和生活有了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其间不乏有朋友问我：“你的爱好是什么？”

　　我回答：“看书。”

　　“还有呢？”

　　“还有就是将自己的所思所想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待闲暇之时拿出来，慢慢品酌，细细欣赏。”

　　“再没有别的吗？”

　　“没有了。”

　　朋友愕然，满面表情充满了狐疑和不解。我默默地低下了头，释然地笑了笑。

　　最终，交谈以彼此间长久的缄默而宣告结束。

　　是啊，又有谁能以“看书”和“书写文字”为终极爱好，且唯一钟爱呢？

　　是我，是我，还是我。

　　岁月无痕，划过指尖，划过流年，划过悠悠的记忆深处。

　　在此我要讲述两则成长岁月中的小故事。

　　故事一

　　蓝蓝的天，白白的云，绿油油的树木及草坪，红墙青瓦的校舍，一大群十二三岁的男孩、女孩在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年老师带领下走进了教室。

　　“同学们，我姓何，是咱们班的班主任，在以后的三年中，我将带领大家一起度过难忘而美好的初中生活。”中年老师热情洋溢地说。

　　这群孩子中就有我，还有刘晓霞，一个来自大山，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农村女孩。

　　何老师不修边幅，胡茬铁青，戴着黑边眼镜，目光冷峻而深邃，给人一种严厉莫测的感觉。听高我们一级的同学说，他授课认真，也很出色，所带的上一届毕业班，在两个月前的中考中取得了全校第一名的好成绩，缺点就是心胸狭窄、说话刻薄，爱较劲，容不得别人对自己持反对意见。

　　在开学不久的一次班会上，何老师郑重宣布：一周后，学校将对初一新生进行一次摸底考试，成绩第一名的同学将被指定为班上的学习委员。为此，大家私底下都暗暗憋了一股劲，想通过自身的努力挣得此项荣誉，取得“学习委员”的头衔。

　　其结果，刘晓霞在此次考试中名列榜首。

　　期初对刘晓霞的影响是穿着双红条绒布鞋，粉红的脸蛋，梳着两根光洁的麻花辫，留着齐额的留海，一笑起来总会露出尖尖的小虎牙，很朴实，很单纯，十足一个涉世未深的农村小姑娘。

　　她胆小懦弱，食堂打饭时，被人插队，从不计较，在教室里，被同学欺侮，也不争执，只是往后退几步，挤出两股眼泪，事情就算过去了。

　　她就是这样的人，被众多人招惹，又被众多人同情。

　　那时候，天好像总是那么蓝，云总是那么白，日子总是那么漫长。清晨，当红彤彤的太阳慢慢地从东边山顶升起，照耀着山坡，透过小树林，映照着校园，再透过窗玻璃，映照着教室，映照着黑板，映照着课桌时，我和刘晓霞，以及全班五十多名同学正端端正正地坐在教室里，悉心聆听着何老师的谆谆教诲。

　　那时候，我们都很懵懂，对是非错对缺乏准确的判断能力。

　　那时候，我们都很单纯，也很幼稚，就是一张洁白无瑕的白纸，只渴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刻画出一张绚丽多彩的人生画卷。

　　那天，当刘晓霞的名字被何老师工工整整地写在黑板上，写在“学习委员”四个大字的后面，全班五十多位同学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聚焦着她，是羡慕，是祝福，是鼓励。何老师更是眉飞色舞，高兴极了，他热情洋溢地说：“成绩就是荣誉，成绩就是财富，成绩更是改变我们命运的砝码，我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班的学习委员就是刘晓霞同学。”

　　话音刚落，教室里便“啪啪啪”地响起了掌声。但谁能想到正在这时，刘晓霞却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脸色通红，结结巴巴地说：“老师，我家境贫寒，父母都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我当不好学习委员，也不想当学习委员。”

　　何老师的脸涨红了，但还是极力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说：“刘晓霞同学，当学习委员与家境和出身是没有关系的，世界上有许多科学家、文学家，他们都出生在贫苦的农民或工人家庭，但是他们自强不息，顽强学习，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只要有勇气和自信，老师相信你会通过担任学习委员在学习中更上一层楼，把人生之路迈得更远。”

　　“就是不能，就是不能，我当学习委员其他同学会不服气的，会嘲笑我的，会欺侮我的。”刘晓霞哭着说道。

　　何老师发怒了，他的脸色一下由涨红变成了铁青，牙齿“咯咯咯”直响，冲到刘晓霞的面前，指着她的鼻尖大声怒骂道：“刘晓霞同学，你太骄傲了，也太狂妄了，你不就是在摸底考试中考了个第一名吗？我以为你把中专考了，把大学考了，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不把我说的话当一回事，既然这样，‘学习委员’我另选他人，但是你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也会懊悔终生的。”

　　教室里安静极了，所有的同学都瞪大双眼，用惊恐的眼神怔视着何老师。大家不明白，平时和蔼可亲的何老师为什么会生那么大的气，发那么大的火？对何老师而言，刘晓霞同学当不当学习委员就那么重要？这到底是为什么？真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吗？刘晓霞更是吓得瑟瑟发抖，低着头，两行晶莹的泪水涌出眼眶，滚过脸颊，滴到了地上。

　　最终，学习委员被一位名叫何俊的同学当选，他是此次摸底考试的第二名。但是，从此之后，何老师常常在课堂上，用犀利的语言对刘晓霞进行讽刺和挖苦，对此，刘晓霞痛苦极了，甚是苦恼和无奈，日子一久，逐渐发展为神经衰弱，终于在初三上学期时因病情加重休学了。

　　刘晓霞休学之后，听说她的父母曾找过校领导，反映了刘晓霞在班上所遭受的一系列不公平待遇，质疑她患病的原因与何老师的教学方式有关，但校领导却以模棱两可的方式推脱、回避，包庇何老师。无奈之下，刘晓霞的父母只好回到了家中，此事不了了之。

　　也许，一个农村女孩的命运与前途，及她心灵间所受到的伤害，相比一个教学能手、极力追求应试成绩的毕业班班主任而言，是那么微不足道，何况又是一个没有丝毫背景、任何靠山的农村女孩呢？

　　此后，许多同学私底下都谈到刘晓霞，认为是何老师不对，但是面对前途未卜的升学考试，谁又敢得罪何老师，将此事直言不讳地反映给校领导呢？最终大家只能在暗地里保佑刘晓霞早日康复，期望她来年重返校园，迈进她最为热爱的课堂。

　　一年后，我升入了高中。开学后不久，我回到了母校，希望能见到刘晓霞，探望一下她的境况，可是踏遍了所有初三级教室，就是没有找到刘晓霞。最终，从其他同学口中得知，刘晓霞病情痊愈了，但是没有复学，已于一月前去南方打工了。

　　我心里难受极了，一股说不出的痛苦和酸楚。

　　时光荏苒，岁月无情。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回到了家乡，回到了县城，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地方。在母校门口，我见到了何老师，他头白了，驼背了，步履变得蹒跚了，浑浊的眼睛已认不清我是谁了。

　　“何老师！”当我亲切地问候何老师之时，他却没有认出我，拉住我的手，连连问我是不是何俊。我的心里涌出一股酸楚，一股悲哀。何俊是我们班最有成就的一位，也是何老师念念不忘，最为得意的学生，高中毕业后，考上了陕师大，攻读了研究生，现在是宝鸡文理学院的教授。只可惜，他很少回到家乡，即使回来也从没有看望过何老师。

　　当我报上自己的姓名之后，何老师高兴得笑不拢嘴。“记得，记得，你就是那个坐在墙角不爱说话，最为腼腆的那个娃，你们都长大了，也都出息了，还有那个刘晓霞，都是乖娃娃，没有忘记我这个糟老头子。”

　　我心里一颤，连忙问道：“何老师，您说的刘晓霞可是我们班中途休学的那位。”

　　“是呀，就是她，她在初一入学摸底考试中取得了第一名，是我最为看好的一棵苗子，只可惜上初三那年生病了，后来再没有复学，真是把人才给耽搁了，否则她现在的成绩不亚于何俊呢！”

　　“老师，您见过刘晓霞吗？”

　　“见过，见过，天天见呢！她就在农贸市场卖菜，经常见着我不是塞一把青菜，就是给一撮白菜，从不要钱，是个好娃呀！”

　　啊！我一时目瞪口呆，赶紧辞别何老师，向农贸市场赶去。

　　故事二

　　当我开车从宝鸡出发准备赶往家乡麟游时，手机响了，传来二姐急促的说话声：“国强，你是不是回麟游呀？”

　　“嗯，怎么了，有啥事？”

　　“是这样，下街一个人得了脑瘤，是良心的，在一康做了手术，是咱村红军的亲戚，今天刚好出院，你可否将她捎上，也算是积德行善，那家人挺可怜的，住了三个月，花了十几万。”

　　“好哩，没问题！”

　　我脚下油门一踩，向一康赶去。

　　一康是宝鸡市中心医院的别称，当我赶到一康大门口时，老远就看到一个人向我直招手。我见那人面熟，但一时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既然向我招手，想必一定就是患者家属，便径直向那人驶去。

　　车停住，窗玻璃落下之后，那人赶紧来到车前，将一张疲惫不堪、忧愁苦楚的脸展现在我的面前。这脸是古铜色的，道道皱纹布满了整个脸颊及额头，像似被刀刻成的。“你是国强吧？”中年男子热情地问道，同时将一支烟递了过来。

　　“我不抽烟。”

　　“抽嘛，别客气！”

　　“我真的不抽烟，一直不抽，从没有这种习惯。”

　　“那就喝饮料。”一瓶康师傅冰红茶又从他的另一只手中递了过来，而且这次是不容分说，径直将冰红茶塞到了我的手里。

　　我放下冰红茶，赶紧问道：“病人在哪里，能走吗，和你什么关系？”

　　“在住院部一楼大厅坐着呢，搀着能走，是我媳妇。”

　　“那就快上车吧！”

　　我是在住院部一楼见到那位脑瘤患者的。她是被一男一女两位亲属搀扶着，斜靠在大厅的连椅上，身旁放着几个大黑塑料袋，想之是随身所带的行李。她面庞浮肿，头戴一顶卫生帽，外露出半寸多长、密密匝匝的新发，形似一个削发出家的尼姑，这是化疗后的症状，原先的头发已脱了。当她看见自己的丈夫和我从这边走来，嘴角边露出淡淡的笑，眼角中流露出欣喜、感激的光芒。她的身体极度虚弱，四肢已身不由己，脑袋被动地耷拉着，这使我的心不由一颤，恻隐之情顿生，不由加快步子，向病人赶去。

　　病人和家属是坐在后座位上的，副驾驶上自然而然坐上了她的丈夫，也就是中年男子。中年男子很健谈，一路上说东说西，一个劲和我套近乎，不断说着一些“感激不尽”的话。

　　从宝鸡雇个车走麟游，最少得三百多，他搭乘我的便车就可以为自己省三百多，这对一个花了十几万元治疗费的农民家庭来说也可算弥足珍贵。我见他如此客气，就接过他的话茬说：“听我二姐说，你是我村红军的亲戚，你和红军到底是啥关系？”

　　“红军是我姐夫，我经常去我姐家，你村大多数人都认识，也常听人说起你，说你一直在西安。”中年男子高兴地说道，此时，我忽然感觉他脸上的皱纹一下少了许多。

　　“你把红军叫姐夫？”

　　“是呀，怎么了？”

　　“你家住在下街涝池边？”

　　“对呀，我家门前就是个大涝池。”

　　“我小时去县城上学经常从你门口过，有一次坐你姐夫的拖拉机还在你家停了一会儿呢！”

　　“可不是嘛！我姐夫年轻时开拖拉机搞运输，从家到县城来回经常捎你村里人。”中年男子更加高兴了。

　　我回头看了看中年男子，看了看他的容貌，一件往事一下子浮上了心头。

　　那年，我十三岁，在距家二十里地的县城读中学。每周星期六下午我都会背着一个黄挎包回家，在家睡一晚上热炕，第二天中午吃一顿母亲所擀的长面，背上一挎包锅盔馍向学校赶去，如此周而复始。那时候，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能搭乘一台进城的手扶拖拉机了。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我在家闲呆，母亲兴冲冲地跑了进来，说：“国强，喜事，红军的车要到城里去，妈赶紧给你做饭，今天我娃的腿总算能轻松一回了。”

　　“是嘛，那太好了！”我高兴得大叫起来。

　　母亲厨艺精湛，做饭相当麻利，不一会儿一大锅手擀臊子面就做好了，我一连吃了三碗。吃过饭后，我跟随母亲向红军家赶去。红军家快到了，老远就看见一台崭新的手扶拖拉机停在院外，五个和我一样背着黄挎包的孩子正怯怯地站在拖拉机旁边，他们都是村里在县城上学的学生。这台拖拉机是半年前红军爸为红军买的，因为保养得好，此时看起来和新的没什么两样。红军正低着头给拖拉机加油。

　　“红军，到城里去呀？”母亲热情地问候红军，可是红军只顾干自己的活，既没抬头也没吭气。这时一个叫小兵的男孩跑到我的面前，悄声在我的耳边说：“今天坐车人多，赶紧让你妈给红军做工作，否则就坐不上了。”

　　母亲脸一红说：“走，给你胖姨说去，我不信今天还能坐不上车。”母亲边说边拽起我的胳膊向院内走去。红军的母亲中年发福，体态丰满，大人们多数称她胖嫂，孩子们则都称她胖姨，此时，她正摆动着碌碡般的肥腰在院子里喂猪。猪食棍在她的手里把猪食盆敲得“笃笃笃”直响。她本身嗓门粗，自从家里买回来手扶拖拉机，这人前人后嗓门就更粗了，待人也更热情了，最喜欢和人拉家常，且三句话不离自家的手扶拖拉机。胖姨见母亲带着我走了进来，肥嘟嘟的圆脸一下乐开了花，就像似两朵绽放的秋菊花。母亲赶紧说明来意，希望胖姨做做儿子的工作，好让我能坐拖拉机去上学。胖姨“哈哈哈”一阵大笑，展开自己肥厚的手掌拍打着母亲的肩膀说：“他姨，乡里乡亲的，这有啥不行的，反正红军要去城里，这空跑也是跑，拉着人跑也是跑，放心吧，等会拖拉机一响，你就让国强上车，我不信这么大的车还能把谁落下不成。”母亲长吁了一口气，我心里的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那天，我确实坐上了红军的拖拉机，母亲亲自将我送到了村口。伴随着拖拉机“突突突”的轰鸣声，我回首遥望，见母亲一直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对我挥手，凝望，直到她的身影逐渐模糊，看不清踪影。

　　拖拉机大约走了五里地，来到了一个名叫下街的村子。村里有个大涝池，拖拉机在涝池旁边的一户人家门前停了下来。大门内走出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热情地把红军称呼姐夫。红军走下拖拉机，跟随小伙子向院内走去。片刻功夫后，两人用架子车拉着六蛇皮袋麦子出来了。我们这些孩子们见状赶紧识趣地从拖拉机上下来了，大家明白：人家要装粮食了。

　　拖拉机总共装了四架子车，二十四袋麦子，待我们坐上后一下子显得满满登登。好在我们大家都自感满足，认为只要能坐上拖拉机就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拖拉机重新上路了，这次还多了一个人，就是那位把红军称作姐夫的小伙子。小伙子一路嘟嘟嘟囔，不断埋怨我们不该搭他姐夫的顺车，而且扬言走到县北河时，非要赶下来一个人不可，因为他自感被我们这六个孩子挤着，实在是太难受了。我担心极了，只在心里暗暗祈求小伙子所说的话只是一句气话。

　　拖拉机到县北河时，果真停了下来。红军提了个大塑料壶去了河边，他要为拖拉机加水。小伙子脸色一下变得阴沉，说：“你们六个娃娃谁下呀，快拿个主意。”我吓得心里“砰砰”乱跳，赶紧低下了头，祈求这不祥的命运别降到自己的身上。万未料担心啥来啥，小伙子一下拽起我的衣领说：“就是你了，快下去，把人能挤死。”

　　就这样，我被小伙子连推带搡拽下了拖拉机。红军提着水来了，他装聋作哑，佯装若无其事，加完水后看都不看我一眼，开着拖拉机“突突突”向县城方向驶去。

　　拖拉机走远了，其他的五个孩子连同拖拉机在我的视线中逐渐模糊，最终不见踪影。我的眼泪“刷”地一下从眼眶里涌了出来，六个孩子，就我一人被赶下了拖拉机，是委屈，是无助，更是愤恨。县北河距县城还有五公里，还需走一个小时才能到达，这倒无所谓，我恨的是自己被红军的小舅子欺侮了。

　　我转身瞥了一眼中年男子，没错，是他，就是他，他就是当年把我从拖拉机上赶下来的红军小舅子，万未料，二十多年后，他却坐在我的身旁，搭乘我的便车，感恩涕零地对我说着一大堆好话。我好想对他说：你不会想到吧，我就是那个二十多年前搭乘你姐夫拖拉机，在半路上被你赶下去的男孩，结果现在你却搭乘我的便车送你患病的媳妇回家。此时此刻，你难道不觉得别扭，不觉得难为情吗？但是当我回头望了望他那被病魔长期折磨的妻子时，我的心又软了，快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三小时后，我将中年男子一家人送到了家中，在家门口，我见到了红军以及红军的妻子，好多年没见面，当年神采奕奕的红军已经苍老了许多，头发都斑白了。红军热情地邀请我进屋，并说准备好了饭菜。此时，所有的人都围着我微笑着，眼睛里满含着感激和赞许的神情。可是，不知为什么，二十多年前，在县北河边被人赶下拖拉机的那一幕却不停地在我的脑海里回旋。最终，我以回家有事为由，婉言拒绝了红军的盛情邀请，匆匆开车离去。

　　晚上，我回到了家中，见家中摆了两份礼品，就问是怎么回事。妈说：“你胖姨带红军小舅子刚来过，是他留下的。”

　　我急忙说道：“妈，你怎么能收他的东西呢！要知道当年就是他把我赶下了拖拉机，让我白白走了五公里的冤枉路。”

　　妈叹了口气说：“过去的事就别提了，再提就没有意义了。”

　　后序

　　我一个人在麟游县城街道孑然独行。我想起了那天在农贸市场见到刘晓霞的情景。我问她：“刘晓霞同学，你还记得当年初一新学年伊始，何老师让你当学习委员的事吗？”

　　“记得，我永远都记得。”

　　“那你后悔过吗？如果你当年听从了何老师，也许此时此刻站在我面前的就不是以卖菜为生的小商贩，而是某大学的在职教授。”

　　“不后悔，后悔只会让自己的心情更加烦恼，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糟糕。现实就是现实，我只能去面对，而不能幻想着从头再来。”

　　“那你恨何老师吗？如果不是他，你当年也许就不会生病，不会休学，也许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和未来。”

　　“我不恨他，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方式和目的，他的目的也许是为了我好，只不过采取的方式有些偏激，使结果违背了自己的意愿，走向了反面，我如果再恨他，只会使事情向更坏的一面发展，而不会对我带来任何益处。”

　　我哑然。我又想起红军的小舅子，真不知此时此刻他可否记得二十多年前，在县北河边，有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子，背着满挎包的锅盔馍，被他绝情地赶下了拖拉机，也许他早已忘了，也许还记得，只不过不好意思在我的面前提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