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在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名为《江上的母亲》，作者以深情的笔触描写了关于母亲的往事，令我热泪盈眶，留意到文章出自《乡关何处:故乡·故人·故事》一书。今年偶然读到此书，发现书中别的篇章动人之处也不亚于《江上的母亲》。

　　作者野夫生于1962年。曾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获刑。服刑期间，父亲癌症去世；出狱之后，母亲投江自杀，尸骨无存。他常年漂泊，但是即使“把天下道路走成了拖鞋”，也不曾忘记少年时代乡人的嘱托：“如果你长大后不能让家乡扬名的话，那你就没有资格埋葬在家乡。”当然，扬名只是个说法，穷乡僻野中那些默默无闻而又可歌可泣的地名和人事，那些真切的荣辱悲欢，于情于理都不该被遗忘。

　　我也在乡村中长大，尽管不在同一个时代，书中的乡土人情还是常常能够勾起自己的记忆，产生许多共鸣。篇幅有限，就《大伯的革命和爱情》与《别梦依稀咒逝川——悼故友如波》两章谈谈自己的想法吧。

　　1919年，大伯张志超生于当时罕有的西医之家，接受最新式的教育，19岁入党，同年夏天，与同样才貌出众的王冰松相恋。

　　战时王冰松跟随家人逃难，而大伯誓要完成组织赋予的使命，二人分别。五年后有幸相见，王却由于追求者罗某的挑拨离间对大伯态度大变，大伯以为她嫌弃自己落魄，自尊心使得他不问及原因便黯然离去，一别就是一生。

　　后来大伯被胡某陷害脱党，经历“反胡风运动”，被打成右派，熬过大饥荒，孑然一身，命途多舛；而王冰松嫁做人妇，四年后丈夫自杀，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度过余生。

　　为什么大伯会为了组织与恋人分别呢？如他自己所言：“人除开生命本能之外，还有更高的精神本能，这种本能就是追求自由。”因为党组织的理念符合他对自由的期望，所以他选择服从，以寻求自由的名义将个人自由交付给了组织。这是怎样一番令人无奈的逻辑啊。

　　半个世纪后重逢，大伯“换上整洁的服装”，激动不已，当她真的站在面前，他却“陡然像石雕一样呆望着对方的容颜”，他们“几乎对峙了一分钟，才轻轻地彼此唤一声名字，然后把苍老的手紧握在一起。我看见他们依旧是无言哽咽，泪光在历尽沧桑的眼眸中闪烁。没有拥抱，没有热吻，他们非常自持地颤抖对视，最后把漫长一生的悲凉，化做了几声如泣般的苦涩。”

　　大伯与资本家小姐王冰松之间的爱情，让我联想到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公主般的菲尔明娜与穷小子阿里萨年轻时有过一段懵懂的爱情，但她最终还是嫁给与自己家境相符的乌尔比诺医生。半个多世纪里，菲尔明娜与乌尔比诺过着平静有序的体面生活，阿里萨则从别的女人那里寻求安慰。直到乌尔比诺去世，阿里萨才与菲尔明娜重拾旧情。

　　读到菲尔明娜和阿里萨决定以霍乱之名留在船上守卫爱情时，我不为所动，因为他们两个人一生过得都不算孤独凄苦，老来重逢只是因为乌尔比诺医生死了。

　　而大伯和王冰松不一样，大伯不是出身低下又自我放纵的阿里萨，他一生未娶，骄傲又寂寞的一生是真实的，王冰松也不是活在幻想中的菲尔明娜，她的感情不会轻易因恋人的窘迫外表改变，革命、爱情，都是真实的，悲剧也是真实的，每次想到这一切的真实，都让人唏嘘不已。

　　即便没有罗某的阴谋阻碍，大伯的命运就会更好吗？看完《别梦依稀咒逝川——悼故友如波》一章，我明白了：生在乱世，无论入世还是避世，都难逃悲剧命运。

　　每个时代都有李如波这样的人：多情而固守自我，苦于孤独也甘于孤独。

　　穷学生李如波，爱书爱烟酒而生活节制，通艺术而不卖弄，懂政治而轻官场，爱人而不索求，所谓“举世皆浊我独清”，在一个书生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夜半难眠，思白日琐事而笑，遭楼上妇人责骂，他“磨牙呓语装睡，复思看书受责，看电影也受责，渐有睡意，却自垂泪，和泪入梦乡也。”这样一个无名之人，最终赴了先贤屈原的后尘，归于无名之河。

　　“我们似乎打小就反叛，我们却永远留在某个队伍中”，大伯和王冰松属于队伍，被队伍编织了命运。李如波这个最彻底的反叛者，单枪匹马敌不过队伍，则被队伍网住了命运。

　　乱世啊，队伍啊，没有最痛苦只有更痛苦，每一条路都通往悲凉，个人的自由，就是选择一种自己相对更愿承受的悲凉，人性的美丑，都在这选择与取舍中了，这就是作者要讲述的，这就是我们要纪念的。

　　书中讲述的故事并不都发生在故乡：外婆长眠于他乡，母亲失踪于他乡，大伯辗转无依，幺叔家族后人分散世界各地，故友如波始终与人世疏离……没有流离何来乡愁？乱世之中，故乡与精神原乡的失落或坚守，都弥漫着愁绪。乡愁，就是作者投入整本书的情感之源。掩卷深思，愿乱世不再，乡愁不苦，一个人的队伍不遇硝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