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淡而舒缓的芳香，才是母亲真正的味道。

　　母亲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她甚至不记得自己的家到底在哪里，只是从她浓重的口音里，可以确定她是陕西人。29年前的冬天，父亲去买过冬的白菜，回来时在路边的小饭店里要了一碗牛肉汤泡馍。父亲刚拿起筷子，忽然听到有人低低地叫了一声“大哥”。是很浓的外地口音，父亲抬起头，看到眼前站着一个衣衫单薄的女人，头发零乱地纠结在一起，面色青白，手中拉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小男孩又黑又瘦，一双眼睛紧盯着父亲那碗冒着热气的牛肉汤。女人怯怯地低着头，手局促不安地摸摸衣襟，又放下，没有说话，泪已盈盈欲滴。父亲也没说话，起身把男孩抱到椅子上，把那碗香气四溢的牛肉汤推到男孩的面前，转回头，又跟店主要了两碗。

　　两碗牛肉汤，让这个无家可归的女人，变成了父亲的妻子。那时父亲已丧妻三年，因为女儿还小，一直没有再娶。四口人，一个家，贫穷而温暖的日子就那样开始延续。

　　母亲来的第二年冬天，生下了她。

　　她6岁之后，就不肯再和母亲一起上街。她听不惯母亲浓重的外地口音，怕听到别人说母亲是“外路人”。母亲的习惯做派和别的女人完全不同，她像男人一样抽烟，喜欢盘腿坐在床上，嗓门粗大，说话的语气总像跟人吵架。最让她无法忍受的，是母亲身上的味道，又酸又臭，稍微靠近一些，便熏得她头晕恶心。

　　后来她知道，原来母亲有狐臭。都说狐臭会遗传，她却没有，反而对气味格外敏感。这使她在懂事之后，便开始远远地避开母亲。没有在母亲的怀里撒过娇，没有让母亲帮她洗过澡，一张桌子吃饭，她是离母亲最远的一个。

　　她10岁那年，父亲在为人盖房时从二楼摔下来，伤了腰椎，瘫痪在床再不能起来。父亲一倒，家便塌了。母亲变得急躁，烟抽得越来越厉害，脾气也越来越坏。那次，她切菜时不小心切破了手指，母亲不仅不帮她包扎伤口，反而对她破口大骂，你那手指头当脚趾使呢？怎么会笨成这样？然后，留下泪眼汪汪的她，摔门而去。她甚至不怕担上后母的恶名，姐姐但凡有一样事情做得不好，同样招来母亲的恶言恶语。只是对父亲，母亲完全判若两人。哪怕父亲对她大发雷霆，她也永远是温柔体贴小心翼翼，端茶送水，接屎倒尿，洗澡按摩，把父亲伺候得细致妥帖。不管她发多大的脾气，只要父亲轻轻咳嗽一声，她便立刻噤声，默默地陪在父亲身边，再无二话。

　　后来，母亲在菜市场租了一个摊位卖鱼，一年四季穿着高筒胶鞋在水渍里趟来趟去。她很快便学会一手杀鱼的好本事：运刀如飞，明亮的鱼鳞如雪片一样落下，只需半分钟，便将一条鱼打理得干干净净。

　　本来他们兄妹三个中，应该留一个在家照顾父亲的，母亲却不准。母亲说，父亲可以帮她去守摊算账，而且，有父亲陪着说说话，心里不发慌。每天早上，她把父亲抱到三轮车上，带着他一起去卖鱼。常来买菜的人都知道，这个带着男人卖鱼的外地女人，手脚利落，性格泼辣，鱼新鲜，从不缺斤短两。所以，母亲的生意一直还不错。

　　每天晚上，母亲收摊回来，安置好父亲，人早已累成一堆泥。她给母亲温一盆洗澡水，洗好碗后便躲进自己的房间里。可是最终还是被母亲喊出来，死丫头，来给我搓背。她磨磨蹭蹭地不愿意出来，母亲便破口大骂，我辛辛苦苦赚钱养你们这帮兔崽子，给老娘搓个背都不愿意……她只能吸着气，去给母亲搓背。母亲的身上又添了浓烈的鱼腥味，和着难闻的狐臭味，她几乎无法呼吸，一阵一阵地反胃，胡乱搓几把，便逃也似的离开了。

　　那天，同桌的女生和她吵架，吵完后女生跑到老师那里，强烈要求给她调位置。女生在全班同学面前指着她鄙夷地说：她身上有那么臭的咸鱼味，我不想和她坐一起。

　　她的脸刷地白了，羞惭的泪水流了一脸。那天晚上，她躲在卫生间里把自己上上下下搓了很多遍，用完了大半块香皂，她看着自己搓得发红的皮肤，终于呜呜大哭起来。

　　她读高三那年，哥哥姐姐已经相继考到外地读大学，家里只剩下父母和她。五十多岁的母亲，已经像个老太太，尘满面，鬓如霜。母亲变得温和了很多，有时候吃完饭，她给父亲按摩，父亲会和她讲他和母亲当初怎样相遇，你哥哥喝牛肉汤时的那个馋哟，父亲叹息着。父亲说，真真，你高考时不要报外地的大学了，你妈一天天老了，我们都需要人照顾，你就留在我们身边吧。母亲在旁边抽着烟，眯着眼睛望着父亲笑，我照顾你还不放心啊？我巴不得他们一个个都走得远远的，省得天天在眼前晃来晃去，招人烦。

　　母亲身上的味道淡淡地飘过来，她想，不用你逼我，我也不会留在家里的。小城都是三流的大学，自己成绩这样优秀，当然要读北京的名牌大学。最关键的是，她要远远地避开母亲的味道。这么多年她惟一的梦想就是离开母亲，有一方属于自己的纯净天空，再也不用去闻母亲身上的味道。

　　那年冬天，因为城市改造重建，那个菜市场被拆除，母亲失业了。母亲的失业，意味着这个家失去了最坚实的支撑，也意味着她的大学梦将成为一个泡影。那些夜里，母亲似乎一直在咳嗽，有一次，她被母亲的咳嗽声惊醒，她走到母亲的房前，房门虚掩着，母亲背对着她，一动不动，指间的香烟已经燃了很长，母亲的背影在一片烟雾缭绕中显得瘦小而单薄。她听见母亲对父亲说，真真这丫头从小心气就高，不能把她给耽误了……

　　她站在门外，心突然又酸又软，泪水成串地滴落下来，原来，原来母亲竟一直都是在意她的啊。

　　母亲新找的工作，是在一家医院里打扫卫生。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赶到医院，拖地板，洗马桶，在八点之前，要把整幢楼的卫生全部打扫完毕。这份又脏又累没有人愿意干的活，母亲却做得很开心。

　　母亲身上的味道越来越复杂，有时是刺鼻的消毒药水的味道，有时是清洗剂的淡淡香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熟悉的缘故，母亲身上的狐臭味越来越淡，到后来，她竟闻不出那种气味了。

　　19岁那年，她如愿以偿，考进北京读大学。其时姐姐也在北京，已经工作。姐姐隔三差五地来看她，姐姐说，以后别让妈再寄钱来了，你的学费我管。她欢天喜地地写信给母亲，说以后不用寄钱了，让母亲辞了医院的工作。隔几日，母亲的信来，母亲说，你姐刚工作，收入也不高，北京那种地方，东西又贵，你不能给你姐添累，女孩子最容易因为钱走到邪路上去……薄薄的信纸上，仍然是浓烈的消毒水的味道。

　　母亲仍然每月准时寄钱来，有时甚至会多一些，母亲说那是她的奖金。

　　大二的寒假，她回家过春节，在小城下车，已经是夜里十点。不知什么时候下的雪，地上薄薄的一层，寒气逼人。她走出车站，搓着冻僵的双手，急步往家赶。刚出车站，就听见一声熟悉的吆喝：烤红薯，香甜的烤红薯……是那个带了淡淡陕西口音的声音，那声音她一直听了二十年。她慢慢走过去，那人远远地就招呼，要烤红薯吗？买一个吧，刚烤好的，又甜又热乎，快暖暖手……

　　直到她走近，母亲才怔了怔，扑过来为她拍肩上的雪。母亲身上满是烤红薯香甜的味道，很浓很浓的香味，她很想拥抱一下母亲，却没有。母亲把她拉到炉子旁，把一个烤红薯放在她手里，一迭声地问她，冷吗？累吗？甜吗？

　　那夜她帮母亲推着车一起回家，一路上母亲絮絮叨叨说了很多。母亲说上了年纪手脚不灵便，医院的活人家不让做了；母亲说一斤烤红薯能挣三毛钱，卖一天，也能挣不少钱呢；母亲还说，我有钱，你哥你姐都常寄钱回来，你在学校一定不能替我省钱，要吃好……

　　她跟在母亲身后，看着母亲瘦小的背影和迟缓的步履，什么话都说不出，泪悄悄地模糊了双眼。

　　研究生毕业后，她拒绝了北京好几家大公司的挽留，执意回了老家那个小城。此时父亲已经过世，母亲很歉疚，都是我，不然你留在北京发展多好。咱这小城，委屈你了。她笑着跟母亲开玩笑说，北京再好，没有妈妈，也是一座空城。

　　母亲笑，不再说什么，起身收拾碗筷，却背过身，手在脸上迅速地抹了一下，又抹了一下。第二天，她下班回来，远远的在街口，听见母亲和一群老太太在聊天。母亲说，我们家真真，从小就任性，北京那么大的公司请她，她偏不去，非要回来陪我这老太婆……母亲的嗓门仍然粗大，那带着淡淡口音的声音里，分明溢满了喜悦。

　　母亲突然对做菜充满了兴趣，每天，她上班后，母亲上街买了菜回来，便躲在厨房里，仔细研究各种菜的营养、火候、搭配。母亲一直是个粗糙的人，这么多年她一直忙于生计，并不曾认真做过一顿饭，甚至没有从容地吃过一顿饭。直到现在，她才真正像个女人，不再担心生计，只是在厨房里安心做饭。

　　每天晚上下班，她进门时，母亲已经在餐桌旁守着一桌子热腾腾的饭菜在等着她。她吃一样菜，母亲便在旁边紧张地问，怎么样？不咸吧？煮得是不是有些轻？哎呀，这道菜我忘了放糖了……

　　帮母亲洗澡，成了她每天必做的功课。她的手细致地从母亲的肩上、背上抚过，母亲的身上早已闻不到那种强烈的狐臭味，取而代之的，是淡淡的油烟的香味，还有浓烈的香烟的味道。

　　她想，幸福原不过就是这样的天长地久。

　　母亲被查出来有肺癌时，她一点儿都没有吃惊。是的，这么多年，那些劣质香烟，肯定早已将母亲的肺伤得不像样子。她没有责怪母亲对烟的嗜好，她无法想像，这些年来如果不是那些劣质香烟，母亲将如何打发那些困苦难捱的日子。

　　母亲躺在医院里，她趴在母亲的病榻前，将头埋在母亲的胸前。母亲身上的狐臭味、鱼腥味、汗酸味、香烟味、消毒水味、烤红薯味、油烟味——那些为了养活一个家而产生的味道，此刻全都消失殆尽。她闻到的，是芬芳的香味，那种淡而舒缓的芳香，才是母亲真正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