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在中国晚晴商业、铁路、电报、轮船航运史上都是个历史人物。而他也是一个带着双重面孔的人到底是官乎?商乎?公乎?私乎?爱国乎?卖国乎?成乎?败乎?今天小编就来分享名人故事：盛宣怀的两重面孔,希望读者喜欢。

　　名人故事：盛宣怀的两重面孔

　　常州大马元巷18号前门，一株粉色晚樱烂漫绽放，映得身后一栋砖红色老别墅如水墨画一般美妙。正是江南暮春时分，踏进挂着“盛宣怀故居”牌子的大门口，里头是十来户人家杂居的大杂院。

　　这里是盛家老宅。道光二十四年，在安吉做县令的盛隆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家中宅院里的一颗老杏树发花如锦。这一年，盛家果然喜事连连：春天，盛隆次子盛康高中进士;秋末，盛康迎来自己第一个儿子。因为之前得到的梦中吉兆，盛隆给新添的孙子取字“杏荪”。

　　盛家是常州官宦世家。到盛康这一代，受常州学风影响，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他打得一手好算盘，曾做过粮道、盐道的官职，编有《皇朝经世文续编》一书。对从小聪颖过人的长子盛宣怀，他常常勉励其从事“有用之学”。

　　1860年，太平天国攻占江南地区。17岁的盛宣怀跟着祖父盛隆取道海路，又途经浙江、安徽、江西，辗转半年投奔在湖北为胡林翼办粮草的父亲盛康。此后，他在湖北居住五六年。

　　湖北处天京上游，扼东西南北之咽喉，此时正是湘军屯兵和太平天国对决的战略要地。在湘军首领胡林翼和其继任者严树森治下，湖北以“军务吏治，严明整饬，冠于各行省”。少年盛宣怀耳濡目染，事事研求，“慨然以匡时济世自期，生平事功，基于此矣。”

　　此时，李鸿章也来到湖北，在曾国藩幕中辅佐办营务，和盛康成为同僚。他对长于理财和办理军需的盛康颇为欣赏，曾手书“萧何关中，刘晏河北”以相应和。待平定太平天国后，他以“才具优长”向清廷推荐盛康。盛康因此步步高升。这段“雅故”也为长子未来的机缘埋下了一处伏笔。

　　因为接连有功于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之乱，李鸿章成为炙手可热的朝中重臣。1870年，他奉旨赴陕西防剿回民起义。因为幕下急需人才，追随李鸿章多年的无锡人士杨宗濂就把老友之子盛宣怀举荐给他。

　　在人才济济的李府门下，这个25岁的年轻人很快展露了自己的机敏、才识和勤勉。据《行述》记载，他常常为公务骑马奔走于陕西、山西的山川中，盛夏炎暑，日行百里而不知辛苦。

　　盛宣怀逐渐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先担任类似机要秘书的职位，后会办甘陕后路粮台和淮军后路营务处工作。这让他常常因采办军需物品，往来于天津和上海等通商口岸，得以见识西方资本主义刺激下出现的种种新事物。

　　1870年7月，在甘、陕平乱的李鸿章接到朝廷急令，命他率淮军至天津，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成功调解教案后，李鸿章取代他的老师成为直隶总督，后又兼北洋大臣。这标志着李鸿章进入中央权力的核心，参与晚清内政外交的重大决策。在之后25年间，虽仍受制于满清权贵，但李鸿章无疑是清廷实际的丞相和第一权臣。

　　这也给25岁的盛宣怀提供了一个走上历史舞台的契机。

　　毕生第一知己

　　晚清著名诗人、名臣陈宝箴长子、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曾评说：盛宣怀“最受知李文忠公(李鸿章谥号)”。而盛宣怀也将李鸿章“引为毕生第一知己”。

　　这位近代史上备受争议的晚清第一权臣，在甲午战败后自嘲为大清这一间破屋的“裱糊匠”，被《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主编、学者刘广京称为“中国近代化的倡导者和领导人”。自1860年代，在上海见识洋人的坚船利炮和先进技术后，李鸿章开始推行洋务，接连创办江南制造局等三家近代军工企业。

　　出任直隶总督后，李鸿章的视野越发弘阔。在1872年的一份奏折里，他提出了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考察西方强国的发展现状，他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把洋务运动的重心转向了“求富”——创办民用型近代企业，和西方列强争夺利权。

　　为了实现“自强求富”大计，李鸿章在督直的25年间铺开了一张由幕僚、同年、同僚组成的网络：同样具有开明思想的各省督抚如沈葆桢、张之洞、刘坤一、丁日昌等人，是他推行洋务运动的联盟者，而盛宣怀就是李氏洋务事业中得力的执行人——人称“合肥相国之左右臂膀”。

　　对李鸿章，盛宣怀每每以“恩师”、“傅相”相称呼;若是私底下发牢骚，则称之为“合肥”。他曾对李表明心迹：除努力办好轮船、电报之外，“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中堂得无笑我言大而夸乎?职道每念督抚姓名得传后世者几人哉?遑论其下。是故做官不及做事多矣。”

　　这一腔表白如今都已成为历史事实——谈到近代史，绕不开李鸿章，谈及李鸿章极具争议的一生、他的功过成败，绕不开盛宣怀。在中国近代史上，两人均以“行做大事”和誉毁参半而留名于史籍。

　　李鸿章对盛宣怀一直进行悉心栽培和磨砺，交给他创办一系列近代工商业企业的机会，也为他打通官场升迁的途径。在李鸿章的提携下，盛宣怀“行大事”兼“做高官”，十余年间从一个小小的幕僚一路晋升至天津海关道的要职。

　　这种恩师对门生的关照是全方位的。1875年，盛宣怀独当一面在湖北办煤铁矿。在李鸿章写给他的指导信函中，还附有这么一笔留言：“闻金陵豪将花赌颇盛，而执事亦跌宕其中，毋亦少年积习欤!”——全然一副长辈谆谆教诲之姿：告诫他莫再犯年少荒唐时的老毛病了!

　　在盛宣怀的事业生涯中，他和张之洞、沈葆桢、刘坤一等一干晚清重臣都保持着密切往来。招商局买下旗昌洋行的船只，就是盛宣怀从沈葆桢那里借来的银子。他也接办了张之洞失败的汉阳铁厂。义和团运动中，他联合几位大吏，导演了一出抗旨的“东南互保”大戏。

　　张之洞对盛宣怀的干才与见识极为欣赏，从不吝惜溢美之词。汉阳铁厂初建时，他曾有意由盛宣怀出面任经理。在致李鸿章的信中，他也大加赞誉：“方今有才思、有魄力、深通西法商务者，惟津海关盛道为最。”

　　1886年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时，曾邀盛宣怀南下办洋务。盛则向李鸿章表示，“谁肯以丑恶无益之干求，商诸爱憎无常之大吏”，以示不应张之招而一心追随李鸿章的忠心。

　　在随侍李鸿章的三十多年里，两人也有摩擦。1870年代，盛宣怀奉李鸿章命到湖北开矿，失败。李鸿章责令盛宣怀自己赔上亏空，前后共计十万串钱。盛对此事耿耿于怀十余年。

　　1896年，当张之洞、王文韶联合推荐盛宣怀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他回想往年所受之“亏待”，向好友发牢骚，说自己“事合肥(李鸿章)三十年，从不争牌子。合肥亦抑之使不得进。同患难而不能效指臂之力”。

　　然而，这些小小的龃龉，并不能真正动摇两人间的同盟关系。盛宣怀也说，两人“亲之至”，所以“责之严”。1901年，李鸿章决定同意和俄罗斯签条约，盛宣怀竭力阻挠，甚至以语言冲撞，说李“庇俄”，有如“另有波折”则不能“搪塞”之言。

　　办洋务实业，是千年未有之事。自始至终，李鸿章都遭遇了顽固守旧派的阻挠、同僚们的妒忌、“清议派”的攻击。身为李氏洋务事业的主持人，盛宣怀则是这些政治对手攻击李鸿章的一个要穴。

　　两人都勇于任事。在种种非议中，有勇往直前的魄力与决心，以及为达目的有时不惜采用有违儒家正统伦理的手段。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开始失势。此时，盛宣怀开始大发迹，进入中枢机构。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职的王文韶对他也赞赏、提携有加。但盛宣怀和身处广东一隅的李鸿章保持着频繁的电报、书信往来，互通消息、联络商议要事。他始终被视作李鸿章集团的核心成员，是李在中央的“眼线”。

　　1900年，年近八旬、重病缠身的李鸿章再次被清廷召用，北上“全权”处理义和团运动引发的政治危机。停留上海时，他和盛宣怀密谈两日，以“和局定，我必死”那样只有极亲厚的灵魂知己间才能相托告的心腹话。

　　铁板模样的“官督商办”

　　1872年12月函咨总理衙门时，李鸿章概括了“官督商办”的准则：“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候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即企业不为政府所有，所有权属于股份企业，“官督商办”后来成为1870年代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的主要模式，轮船招商局、湖北矿务局、开平矿务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都采取了这一方式。

　　李鸿章首倡的中国近代工业化“官督商办”模式，最初来自盛宣怀的构想。

　　当时，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们一心想发展中国近代工业企业，却苦于清廷国库不足，因而想调动、吸纳民间资金来实现富强大计。另一方面，在缺乏商业传统和制度保障的社会里，通商口岸的商人们却宁愿把资金投向外国商行。

　　曾在招商局做过会办的郑观应在他的《救时揭要》中指出：1871年到1872年，上海长江轮船多至十七八只，计其本已在一二百万，“皆华商之资，附洋行而贸易者十居其九。”郑观应说，中国商人其实不愿意“以资附洋”，但外国人似乎比中国官吏更值得信任，“夫商之不愿者，畏官之威，与畏官之无信而已。”

　　1872年，“每欲有所陈说”的盛宣怀向李鸿章递交了一份如何组建运营轮船公司的《轮船章程》。在这份后来被视作中国一个集商资商办的章程里，盛宣怀试图打通官商之间彼此隔阂、“久不联络”的局面。

　　盛宣怀认为，中国自办轮运业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国家是否“重商情”，以及如何为商人设身处地打算。他共拟定了六条章程，涉及轮船的组织、管理、经费、船只、如何应对洋商的竞争，以及政府给予怎样的优惠扶植政策。譬如，为了保证能和洋行竞争，政府给予漕运的业务扶植;政府不能随意侵占公司利益，“官场来往搭客、搭货亦照例收取水脚”等等。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企业不为政府所有，所有权归合股组织。这使得调动大量商人资本成为可能。

　　这份周密、漂亮的《章程》完全不像出自一个初涉商场的年轻小官僚之手。可惜没有得到政府派来的旧式商人、浙江海运委员朱其昂的认可。朱坚持领官项、设官局，他后来领官款20万串后在上海办“轮船招商公局”，只靠运漕粮为营生。几个月后，“公局”就陷入停滞状态。

　　在朱的“官办”思路下，招股也很不顺利。到1873年4月，只收到一名商人一万两现款的股金。上海商界两位和官场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物——“红顶”商人胡雪岩和茶商李振玉都婉言拒绝入股。

　　“官办”失败后，李鸿章又回到盛宣怀最初提出的“商办”思路。这次，他委任了有着丰富经验的买办商人唐廷枢为总办，徐润为会办。唐、徐二人皆任洋行买办达十年之久。凭借他们在华洋商界、轮船航运方面拥有的广泛人脉资源，50万两的股本很顺利地就招齐。

　　当时，代表商人股东的总办唐、徐二人主管揽载、招股等轮运，代表官方的朱其昂主管漕运。盛宣怀则被李鸿章任命为兼管漕运和揽载事宜，既代表官，又代表商，成为联络、调和官商的关键人物。终其一生，他都在“官”与“商”的两重角色之间徘徊。

　　虽然未能如愿坐上招商局的头把交椅，之后又奉李鸿章之命到湖北勘矿，盛宣怀在招商局的经营和发展中还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尤以以小吃大、收购美国昌旗轮船公司这一令国人扬眉吐气的一战为重要一笔。

　　当时，旗昌、太古、怡和三家洋行垄断了中国沿海和长江内河的货运，旗昌是其中历史久、实力强的一家。随着轮船招商局的加入，洋行的垄断被打破。为打压招商局，洋商们一度把水脚(水路运输费用)压至一半。恶战三年下来，几无利润可言，旗昌更是出现了严重的亏损。旗昌新老板上任后，有把旗下轮运业资产出售的念头。

　　1876年年底，徐润获知消息后亲自跑到湖北武穴，找正在勘矿的盛宣怀商量。盛宣怀认为筹款不难，担心的是吃下以后“船多货少、洋商争衡”的问题。听完徐、唐的解说后，他特地从湖北赶回和有关人员商谈此事。

　　据其子盛同颐回忆，盛宣怀先找李鸿章商议，并提出筹款方案：由清政府饬令盐商搭购招商局股份792000两，并通饬各藩司、海关道劝谕富商们认股。当时华北持续大旱，饥荒蔓延数省，赈灾是头等大事。李鸿章以“费巨难筹”拒绝了盛宣怀的计划。

　　盛宣怀不是一个轻易会让机会溜掉的人。他跑到南京，面见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沈葆桢。沈先拒绝。经过盛一番“此局关系国防大计、江海利源”的陈说，这位极为关心海防的封疆大吏终被说服。最后，沈葆桢同意从他的藩库里筹银50万两，再由他和李鸿章会同奏请朝廷，由江苏、浙江、江西和湖北各省拨款，把共计100万两的官款存入招商局的账户作为贷款。

　　待到以220万两银子吃下旗昌后，原本只有11艘轮船、资本额仅有75万两的轮船招商局拥有了29艘轮船，成为中国水域上最重要的一家航运公司。这一年冬天，太古、怡和两家外资巨头不得不和招商局签订了第一次“齐价合同”。

　　凭借官的身份和人脉，盛宣怀为招商局筹集到巨额政府贷款。之后数年，招商局因为背负巨大的债务包袱，又遭遇洋行的削价竞争，经营面临压力。盛宣怀又通过李鸿章，为招商局争取到5年内缓缴官款利息等特殊待遇。

　　在招商局创办的头十年里，官方予以漕运和贷款方面的扶植，商人们进行精明有效的经营、管理。在官商协力下，历经洋商发动的价格恶战、云南马嘉理事件引发的股东抽资风潮等等艰难，招商局成功实现“分洋商利权”的目的。

　　随后几年，中国内河航运费用稳步下降。这对整个中国商界、货物流动都是利好。在政府扶植、商本商办的理念下，招商局的创办和经营，实现了商人、国家、社会多方共赢的局面。

　　到1880年，已有历练的盛宣怀很顺利地办了另一家重要的洋务企业——中国电报局。一年后，待津沪陆线竣工，他奏请改“官本官办”为“官督商办”。理由是“非官为维持，无以创始，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商受其利而官操其心，实为颠扑不破之道。”

　　盛宣怀始终认为，要使企业长久经营下去，必须要由将盈利视为身家性命的商人来投资，按商业原则经营，政府不得干涉。但创业之初，须有政府的保护和扶植。当时，架电线有破坏风水之说，来自官民的阻力非常大，拔电杆、断电线的事常有发生。打着“官为督理”的旗号，就可以让沿线地方官员一体照料保护。

　　在“厚利商民”的思想指导下，原本定为为军事服务的电报业很快地发展起来，电报商线纵横数万里，设局百数十处，均属商款商办。

　　与轮船招商局一样，电报局也要和洋商英国大东公司、丹麦大北公司争夺利权。在李鸿章的支持下，盛宣怀和两家洋商进行交涉、谈判，最后得以拆除两家公司设立在岸上的陆线，而且不准其将海线牵引上岸。

　　这个机敏练达、雄心勃勃的年轻官员，正迅速成长为中国第一代官僚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