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4日，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粗略地了解了梁思礼院士的一生,让我深深地感悟到,家教家风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梁思礼的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心,是从父亲梁启超那里传承下来。今天小编就来分享梁家“驯火者”梁思礼的故事,希望读者喜欢。

　　梁家“驯火者”梁思礼的故事

　　梁家的遗传

　　一双大眼、宽阔的前额再加上一张典型的“梁家嘴”，梁思礼举手投足间总有父亲梁启超的影子。梁家的遗传，一个留在了脸上，一个种在了心里。

　　可能是老年得子的缘故，九个子女中，父亲梁启超特别喜欢这个最小的儿子。“父亲平时在天津饮冰室写作时，一般不许孩子们去打扰，可由于他特别喜欢我，有时候我到他那儿去玩，他便常常跟我玩玩、逗逗，等于给了他休息的机会。”在《一个火箭设计师的故事》一书中，梁思礼自述道。

　　幼年的梁思礼被家人唤作“老白鼻”——这是风趣的父亲对他的昵称，系将英语B梁家“驯火者”梁思礼的故事by(宝贝)一词汉化而来。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老白鼻”后来竟然成了中国航天质量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术带头人。

　　梁思礼确实讨人喜欢。每次觉察到父亲要抽烟，就主动把烟连同烟嘴、火柴、烟灰缸一同递到父亲跟前，引得梁启超非常高兴，以至于只要两三天见不到“老白鼻”，就心头痒痒。

　　然而，父亲并没有陪伴梁思礼太久。在他5岁时，父亲离开了人世。梁思礼中学毕业赴美留学，25岁归国为国效劳，从“两弹一星”到“神舟”工程……此后86年，陪伴梁思礼的是父亲留下的礼物。

　　“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数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梁思礼曾回忆道。

　　“工业救国”梦

　　尽管生在北京，但赴美留学前，梁思礼几乎都是在天津度过的。1941年中学毕业后，他便随三姐梁思懿前往美国留学。

　　然而到美国两周后，珍珠港事件就爆发了，日美宣战让他失去了与家庭的联系和经济来源。他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大学生活，在罐头厂装过罐头，在餐厅端过盘子，在游泳馆当过救生员……“第一个寒假我没地方去，外甥女周念慈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我就在她那儿过的。在那儿我第一次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本书增强了我的进步倾向。”

　　在嘉尔顿学院学习两年后，梁思礼想转到工科大学。“因为那时我一直想走‘工业救国’之路，觉得中国老受人欺负，将来学一门工业技术，学成回国后为中国的建设出力就好了。”于是，他放弃了嘉尔顿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转入以“工程师的摇篮”著称的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

　　1945年，梁思礼从电机系(后来的无线电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当时一个很有名的无线电公司RC梁家“驯火者”梁思礼的故事已经同意接受他。“如要到美国公司工作的话，随时可能被抽调去当兵，可我就是不愿给美国当兵，所以还是决定继续上学。”就这样，梁思礼来到辛辛那提大学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并在那儿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49年9月，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作为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CSC梁家“驯火者”梁思礼的故事)积极分子的梁思礼一方面动员留美学生回国，同时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回国。此刻，站在彼岸码头迎接他的，是阔别八年、白发苍苍、眼含热泪的老母亲，正如饱受苦难的祖国一样张开双臂欢迎海外游子的归来。

　　“我们这些热爱祖国的归国留学生心中暗暗发誓：要把一生奉献给祖国，为改变她贫穷落后的面貌，为她的独立、强盛、繁荣而奋斗。”在自述文集中，梁思礼如是描述自己的感受。

　　有人打趣他，是如何从无尽的失败中挺过来的?

　　梁思礼说，“就是要做下去。许多事没有理由，比如说报国。”

　　“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父亲梁启超留给子女的家书中如是说。

　　在梁家，报效祖国从来不是一句空话。与那个年代中国所有“驯火者”一样，梁思礼所在之处是历史耀眼处的暗面。近处，找不见他们的名字，设计图纸上没有，光荣榜上也没有，他们是戈壁滩上被尘土风沙掩埋的背影，他们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远处，他们的名字却越发清晰，一笔一笔镌刻在历史坐标轴上、留在时代的注脚里。

　　“爱国，不需要理由。”梁思礼总是这样说。

　　父亲“三件礼物”成就的“驯火者”

　　归国后，梁思礼面临的极为窘迫的局面:没有资料，没有仪器，没有导弹实物……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在一穷二白中艰难起步。

　　1956年10月，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钱学森院长手下的十个室主任之一。风华正茂的梁思礼，奔跑在梦想与火箭齐飞的路上。

　　但很快，1962年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试验，令踌躇满志的梁思礼尝到了失败的痛切。

　　这枚导弹发射后不久，便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落在距发射点300米的地方。望着炸出来的大坑，在场的航天人泣不成声，“我们真的不成吗?”梁思礼却一言不发。后来回忆起这一幕的他说，“我从来不觉得会不行、得收摊了。在我的想象里，就应该做下去，必须做下去，做不下去也要做下去。”

　　梁思礼的“驯火史”更是一本“失败者之书”。他生命中的67年，都奉献给了航天事业——从第一次试射起，一个又一个十年，无数次的失败。

　　可越是“摔”得痛切，父亲梁启超的话便越发透彻真切:“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人类心理的知情意，其发达圆满的状态就是“智仁勇”，即如孔子所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人要想成事，须得有遇事能断的智慧，一不忧成败，二不忧得失。

　　况且，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失败比成功“贵”得多。正因为历经无数次失败，才有了梁思礼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后来，他参与了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研制工作，并创造了1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

　　从第一颗原zi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每个航天史上的“首次”，经过失败的孕育，都像是梁思礼的孩子。

　　也正因为尝过无数次失败，当他主持发射的洲际导弹横跨南北半球，跨越6个时区，向着预定海域飞去，为碧海染上一些浅绿色;当搜索飞机旋翼逐渐贴近海面，粼粼波浪、碧海、翠绿相映成画，新中国的航天人才闪着泪花、由衷赞叹这美景，“太美了，太美了，我们打成了!”

　　航天这一行，梁思礼一做就是67年。好在，他天生就会“找乐子”。

　　1974年，50岁的梁思礼被下放到河南正阳“五七”干校劳动，干校分配他当“猪倌”。

　　人们都说，搞导弹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养猪，真是浪费人才。可梁思礼却分外感谢组织的照顾:逃离“文革”这块是非之地，精神上无比轻松自在。

　　每天，梁思礼戴好套袖，穿上围裙，打猪草、拌猪食、清猪圈，干得高高兴兴。看着自己喂养的肥头大耳的“八戒”军团，梁思礼满心自豪，还与它们合影留念。

　　有趣，是父亲留给他的人生锦囊。梁思礼时常想起父亲的话:“我平生对自己做的事，总是津津有味且兴致勃勃，什么悲观啊、厌世啊这种字眼，我的字典里可以说完全没有。凡人常常活在趣味之中，生活在有价值中，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

　　他的生活永远都是可爱的，极有价值的。即便是住院期间，梁思礼一见到家人，就迫不及待地问:“快给我讲讲，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大事?”

　　他做起什么，都别有一番意趣。自去年住院以来，他的房间里重复播放着《施特劳斯圆舞曲》《天鹅湖》《威廉·退尔序曲》等旋律欢快的曲调。有时不小心被人替换成慢板、行板，梁思礼会立即要求“换回刚才的圆舞曲”。

　　旋律响起，躺在床上的梁思礼双手打起拍子。女儿梁旋见他的脚部在动，便合着音乐节拍帮他活动脚部。她乐感不好，梁思礼便笑着指挥道:“快了，哎，慢了。”

　　只是，音乐还是没能留住这位老人。

　　梁老走了，带着他熟悉的旋律，带着亲朋对他的敬意与眷恋。而他对祖国的热忱，对中国航天事业的贡献，及对生命的“兴致”与“乐趣”却留了下来。

　　“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弥留之际，萧伯纳的这句名言被他念叨多遍。离死亡越近，留下的只言片语越被珍视，越耐人寻味。

　　大师风骨，就是一部活的教科书。

　　“也总有东西比死亡更久远。”目送他远去的人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