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著，张振玉译的《苏东坡传》展现了北宋的一大文豪"东坡居士"苏轼的曲折的一生，展现了一个天才的成长历程，更为读者展现了一位参透世事奥秘的传奇人物的心路历程，给读者面对困难和逆境带来了深刻的启示，为读者领略生命的本质与奥秘提供了思考方式，此外，由于林语堂先生是用英文写的《苏东坡传》，我想，这本书定能帮助国外的读者不仅更好地了解苏轼，而且更好地了解中国式智慧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苏轼是一名才华横溢的诗人，词人，散文家。他既有"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的大气磅礴的作品，又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柔和清新的笔墨，既有和僧人道士同游的欢快与放浪，又有做一方之父母官是为人民担忧的辛苦，此外还有"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率意洒脱之笔。苏东坡用一只生花妙笔描绘着自己的色彩斑斓的一生。

　　作为一名政客，他仕途不顺，但在被贬谪之际仍能淡然处之，为民谋利。在王安石强力推行变法时，他看到了变法的必要性及变法的合理性，但是他也看到了变法急于求成和不太符合实际情况的弊端，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操之过急，更像是一次革命，强度过于激烈，必然会遭到保守势力的拼死抵抗，而且变法在某些情况下并没有切合农村与农民的实际情况，而且由于王安石的过于自信及用人不当，变法是极难成功的。苏轼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当时变法一派的势力如日中天，他被认为是变法的反对者，名列"元祐党人碑"之首，后世永不得被朝廷录用。后来变法失败，守旧一派上台执政，废除一切新法，这种行为显然是十分愚蠢并且对国家有害的，所以为了大宋王朝的吏治民生，苏东坡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力陈新法之尚存可取之处，又为守旧党人所不容，仕途依旧坎坷，令人唏嘘不已。但是苏东坡就是苏东坡，而非寻常之人，他在杭州之时就修建湖堤，造福一方百姓，被贬于琼州之时，教书育人，大力发展当地的教育，使琼州的文化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可谓"功莫大焉",也体现了他的务实与爱民如子。

　　苏东坡并没有局限于文学，他是一个兴趣广泛，在很多方面都有突出成就的人。比如他在佛理，道法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在《赤壁赋》中其"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观点包含佛教的世界观；在绘画方面，他也绝非等闲之辈，开创了文人画的先河；他也曾致力于在杭州和广州兴修水利，造福一方百姓；他也曾与百姓共同劳动，一起耕耘，留下了"东坡肉"的美谈（也可以说是美食）；在医学方面，他还研究草药，成为公认的权威······

　　林语堂先生似乎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王安石的性格缺陷，及极狭小的心胸，我认为很有道理。正是因为他的性格上过于执拗，在他当权之时，几乎所有的事物都由他一人的意愿决定，正所谓"兼听则明",而这位"拗相公"几乎不听，可以想象一下他的消息是有多么的闭塞，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忠正贤良和仗义执言的大臣都一个一个离他而去，他的身边聚集了一批才不副位的爱对他俯首帖耳的小人，而有才华有思想的士大夫基本上都没有和他站在一起，一方面是因为"拗相公"的脾气和胸怀，另一方面是因为利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利益决定选边站的位置，反对派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因为王安石的新法严重触犯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才拼死抵抗的。而王安石并不仅仅是因为受到神宗皇帝的青睐就能够变法的，本质上变法是皇帝的工具，用以集中权力的工具，因为在他之前的皇帝给他留下了一大批能臣，比如韩琦，范仲淹之流，这些大臣有的是三朝元老，位高权重，可想而知当时刚刚即位的神宗皇帝难免会有权倾于下的担忧，正如他的祖先宋太祖曾经"杯酒释兵权",神宗皇帝选择了在自己为太子之时就跟随自己的王安石，对当时是"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的王安石委以重任，让他全力变法，其实在皇帝的眼中，王安石使他的一个有力的身边，替他驯服老臣，神宗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皇帝，坚持推行新法20多年，瞅着机会，差点灭掉虎踞在赵宋王朝西北部的西夏，而他的权力，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变法，来自于王安石，王安石虽然性格执拗，毕竟在神宗身边那么多年，神宗的意思还是应该了然于胸的，否则根本就不可能有他的戏。然而当时的苏轼年轻气盛又身在庐山之中，可能更多地是仗义执言据理力争，真是"拗相公"遇上了"拗相公","针尖对麦芒",而王安石后面有皇帝，于是东坡就被贬了。好在随着时光的流逝，东坡也越来越豁达开朗，最后到了接近仙人的地步，也许王安石的存在是他成长的必要条件之一，真所谓"福祸相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