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陇海铁路修通至宝鸡,便利了与外界的交通往来,也为抗战全面爆发后沦陷区企业和难民内迁宝鸡奠定基础。在外来因素的刺激下,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宝鸡社会经济开始发生显着的变化,在工商业繁荣的同时,传统的封闭社会也逐渐开放。电力作为照明应用于市民日常生活,河南人大量涌入宝鸡改变了当地人口结构并导致河南话成为官方交流语言,妇女也不再局限于家务劳动而进入工厂成为工人,西医医院大量出现扩大了就医范围。

关键词:抗战时期;宝鸡;生活习俗;社会变迁;陇海铁路

宝鸡位于陕西西部,是关中进入西南、西北的咽喉,是一座典型的“因路而起”的交通枢纽型城市。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因交通闭塞、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宝鸡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抗战爆发后,沦陷区工厂、学校和难民沿陇海铁路进入宝鸡,促进了宝鸡工商业快速发展,人口增加迅速,传统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明显地变化,城市气息逐渐浓厚,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交融产生了新的地域文化。因此,考察抗战时期宝鸡民众生活习俗的变迁,对于认识宝鸡当地社会发展和地域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宝鸡的夜空因电灯而亮了起来

电力应用于工业生产带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提高了工业生产效率,加快了生活节奏。电力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不仅改变了日常生活方式,甚至改变了生活其间的人们的思想观念。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夜间,室内多用蜡烛照明,街道基本没有照明设施,因此天黑后人们很少外出活动,限制了人们夜晚的活动空间。陇海铁路于1937年3月修通至宝鸡后,与西安经济来往密切加深,东部物资通过铁路运输运抵宝鸡比原来通过传统运输方式方便,货物种类也开始多样起来,其中用于照明的煤油开始应用于富商大户和公共场所的夜间生活。“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陇海铁路通到宝鸡后,洋油(主要指煤油)渐多,商贾、大户、教堂、学校、戏场均用以点灯照明。”[1]1068然而煤油的照明效果比蜡烛好不了多少,还不是现代生活方式。

此时的陕西,只有省城西安有电力供应。1935年,西京电厂创建,次年1月10日正式发电。1938年,西京电厂在宝鸡建立分厂,不久宝鸡开始“放光”。但该厂仅有一台75匹马力的柴油发电机,发电数量有限,仅能供应宝鸡城区中山大街和火车站一带几家机关和少数几盏路灯用电。而且所供应的电力也很微弱,“电灯光无异星光萤火”[2]38。虽然供电区域有限,电力供应也不正常,但毕竟给漆黑的宝鸡夜空带来了现代城市的光亮,这给人们带来了极大地震动。1939年夏,当申新四厂用75匹马力蒸汽机发电的那个晚上,电机开动时,斗鸡台火车站顿时变得雪亮,“当地人从来没有见过电灯,车站窗户外趴满了好奇的赤膊壮汉。”[2]39。看惯了微弱蜡烛光和煤油灯的村民们顿时觉得耀眼的灯光让夜晚不再漆黑、害怕,更有甚者睁不开眼睛。但由于供电能力有限,此时宝鸡普通市民尚无法把电灯接通到家里。

1941年,1月5日,申新3 000千瓦发电机开始运转,除了供应申新面粉厂用电外,从1941年秋开始向宝鸡城内供给照明用电。除城区的火车站、中山大街夜晚被路灯照亮外,宝鸡申新纺织厂所在的斗鸡台地区夜晚灯火通明,车间里的纺织机昼夜轰鸣,街道上的路灯也方便了下夜班的纺织工人。申新公司发电机和西京电厂宝鸡分厂可供市区600盏电灯照明,每晚供应约6╠8小时[1]695。电灯照明效果远非蜡烛、煤油灯可比,见识了现代文明的神奇之后,宝鸡城区各机关单位和普通市民纷纷要求接电进户。但由于供应能力有限,申新四厂面对宝鸡人对用电的渴望也无能为力,不得不向社会解释说明实际困难,同时采取节电措施。如1943年申新厂方制定了本厂员工住宅区用电管理办法,“规定对各户据电表按月计价收费,每户每月限用8╠20度,在限度内按市价6╠8折优待,超过限度按规定价目加收50%;电炉及超过40支的灯泡均不得使用”[2]42。申新厂方采取限电措施的直接原因可能是当时电力供应能力不足。但该项措施仅仅针对申新本厂职工,而且对标准内用电额度采取折扣,而对超出部分采取加收五成的措施来看,显然含有奖励节约、惩罚浪费的含义。抗战时期的宝鸡申新纺织厂采取的限电措施,对过度开采资源、甚至滥用资源的当代人来说,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二、通用语言因外来人口涌入而改变

抗战爆发后,沦陷区难民沿着陇海铁路大量涌入陕西,其中以河南难民居多。“抗日战争期间,中原受日寇蹂躏,许多同胞西逃避难,宝鸡地区成为河南难民的重要避难地。”[3]251到宝鸡的河南人一部分是因为河南沦陷来宝鸡,另外还有大量河南人是因为灾荒来宝鸡逃难。1938年,为阻滞日军西进,

党政府下令炸开河南花园口黄河大堤,中原大地顿成一片泽国,成千上万河南人被迫离乡背井。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严重旱灾,又有大量灾民外出逃难。陕西紧邻河南,又有陇海铁路这一便利的交通条件,于是河南灾民沿着陇海铁路一路西逃,经潼关进入陕西,在铁路沿线搭棚居住下来。由于宝鸡是当时陇海铁路的西部终点,因而也就成为河南灾民、难民逃荒、逃难的最后落脚之地。大量河南难民、灾民涌入宝鸡,改变了当地人口结构,甚至外来人口超过了当地人口。据统计,1937年宝鸡城区迁入人口占总人口的70%。到1946年统计,宝鸡城区共有人口91 872,其中本籍人口为46 344,外籍或流动人口为45 228。这些迁入人口或流动人口,绝大多数系抗日战争期间来宝鸡,8年间其数量接近当地人口,尤其在城区,大大超过了本籍人口的数量[1]300,303。外来人口超过当地人口在县城交通便利的城镇表现得更为明显。县城镇有人口11 448,其中本籍人口3 341,而外籍人口为5 389,流动人口2 718,其中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数量占到了该镇总人数的70.82%,远远超过了当地人口的数量,从那时候起“宝鸡开始被称为‘小河南’”[4]。

由于河南人在宝鸡城区数量占优势,为了交流方便,当地人开始学习河南话,从此河南话成为宝鸡市民交流的主要语言,直到现在宝鸡城区无论陕西籍贯还是河南籍贯的居民都用河南话作为通用的交流语言。作为河南传统剧种的豫剧也被带到宝鸡,使豫剧与秦腔一并成为宝鸡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主要娱乐项目。包括申新纺织厂在内的工厂中,河南人占据了80%以上。为了防止春节放假期间工人回家过年而影响节后正常生产,也为了活跃节日气氛,厂方曾邀请剧团演豫剧3天。甚至在1944年,申新厂邀请当时已有“豫剧泰斗”之称的常香玉进厂演出豫剧,受到工人的热烈欢迎[3]385。由此可以看出豫剧在宝鸡受欢迎的程度,也开始改变了宝鸡市民业余文化生活方式。现在,每年夏天的傍晚,总能听到河边或者公园里豫剧与秦腔交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