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有一棵树
时间: 2022-07-29 08:33:26 人气：706
书页里夹了一片银杏树的叶子，好多年前夹进去的，竟还是绿的。淡淡的绿。叶子已被压得如蝉翼般薄，宛如一款小巧精致的艺术品，煞是可爱。
翻书的时候，被儿子看见了，他想要。我说，“你轻点拿，别弄坏了”。他点头，然后很小心地捏在小手里。
儿子边摆弄手中的银杏叶，我边给他讲有关银杏树的知识。一不留神，叶子在他手里裂开了一道口。我心里有一丝痛。但我也理解，充满好奇心和探索欲的孩子，拿到手里一个新鲜东西，第一件事就是先弄清其物理性质：软的硬的？光的涩的？温的凉的？什么色彩？有无气味？延展性如何？等等。所以我也就没有责备他。儿子手里举着被他捏破的银杏叶，却说，“我还想要一个”。我说，“好，我们散步的时候，到公园，爸爸给你再拔几个”。
所谓公园，就是把干枯多年杂草丛生垃圾遍布的母亲河休整休整，河床铺一些石板，两岸栽种一些花木，取名滨河休闲广场的地方，出家门5分钟就到了。因为公园刚建成不久，两岸稀稀落落栽种的树大多都是些孩子树，柔弱地立在那里，怪孤零的。也不知它们的父母如今在哪，是否惦记它们。
在这些稀稀落落从远方移植而来的树中，就有二十来棵银杏树。我这人特别喜欢银杏树。有一年秋天，我在一个偏远的地方见了几棵高大的结满了果实的银杏树，喜不自胜，在树下拣了好些落果在手里，想着有一天把它们种在什么地方，也让自己拥有如此这般一片华美的林子。结果辗转多年，能让它们落地生根并100年不遭刀斧逼迫人为戕害的地没找到，虽心有不甘但还是把它们丢弃了。
我带孩子散步，路过这一溜二十几棵瘦小的银杏树时，每每要停下来，观望那么一会。我顺便把自己知道的有关银杏树的知识、故事，也讲给儿子听。因为是新移植过来的树，有几棵来年死了，我心里好一阵惋惜和痛。
一日，我带孩子散步路过这里，忽然看见几个民工在用锋利的钢锯伐这一溜银杏树。我不明白这些可怜的小树做错了什么，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大罪，竟至于要虐杀它们于童年！上前一问才知：河的这一段要建一座桥，他们是在为建桥清场。我好想认真地告诉他们，不要锯这些树，可以把它们挖出来，另找一片地移种过去，这样锯掉太可惜也太残忍了。我甚至想，我掏钱把这些没爹没娘的小树买下，自己弄块地，以便它们能成一片阴凉。可是我心里知道，这样两件事，我是一件也没有能力完成的。你表面看，这是几个民工在那里行凶，其实在他们身后，是一架没有人心和不通人性的机器在指挥这场屠戮。是的，这是一场屠戮。发起并指挥这场屠戮的机器在用自己冰冷且钢铁般的意志向它所选定的目标挺进，凡有阻碍这目标实施的，无论是人是物，都将被它无情的铁臂推倒在地，或被它巨大的车轮压为粉齑。
也许，第二个方案较为可行：现如今，只要你肯出钱，尤其是拿几棵被判了死刑的树变现，还是有人愿意做交换的。问题是，我买下它们，种到哪里？
此前，我在电视上曾看到一个片子，讲一个老人顽强植树的故事，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这个叫董老汉的人把自己承包的地全种上了树之后，又开始在公共荒地上种起树来，结果被村干部叫停了，村干部毫不含糊地告诉他：你不能在公家的地里乱种树。
显然，我一个拥有城市户口的人，这辈子不可能有一块在自己私人名下的土地，也因此我即使想收养几棵被判了死刑的树，我把它们安置到哪呢？
每一年的植树节，我都是在惶惑中度过的。电视上热闹的植树场面不管是假戏真做还是真戏假做，我，一个普通中国公民，却是发自内心，想为自己的国家添一片绿的。可是我买了树，往哪种？
在一些极为庄重的场合，时常有一些极为庄重的人用极为庄重的口吻对公众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属于国家所有。但国家是什么呢？它又是谁的呢？我快入土的人了，至今搞不明白这两个问题。如果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没有属于自己可以独立支配的土地，那么他们的根往哪扎？他们的家牢靠吗？他们的理想往哪安放？他们的内心深处，何以生出美丽的、持久的、需要数代人辛勤持续浇灌才能呈现的梦想？而国家，把如此多的土地攥在自己手里，是使它变得更丰饶更美丽更适宜居住了呢，还是变得更破败更荒凉了？
我想有一棵树。我想有一棵自己的树。首先，我想有一棵自己的银杏树。因为我喜欢银杏树的叶子。现在，我的儿子也喜欢上了银杏树的叶子。我想在属于自己的树上，采摘银杏树的叶子。
在我们的城市，许多公园都立有这样一块牌子：请勿践踏草坪，严禁采摘花木。我知道对这样的牌子，我是不必当真的，可是我还是当真了。我是一个守旧古板的人，一件事被当众宣布为不可为时，我要是做了，心里就会有违规的自责。
我的不敢、不愿在公园采花折枝，还缘于这样一个故事：几个中国大陆的植物学家在日本考察，在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日本同行用手指一棵日本特有的古老树种给中国人看，中国同行听罢，伸手就准备从树上折一枝条下来，随行的日本人大惊失色，忙上前阻拦，嘴里连连说：不敢不敢，那是犯法的！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一座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在这样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别说摘一条树枝，就是砍倒一棵树，有何不可，有何可顾虑的呢？最关键的是，有谁会看到、有谁会发现呢？可是日本人不这样看问题，他们认为，既然法律禁止的事，在大庭广众面前不能做，在法律“看”不到的地方也不能做。
翻书的时候，被儿子看见了，他想要。我说，“你轻点拿，别弄坏了”。他点头，然后很小心地捏在小手里。
儿子边摆弄手中的银杏叶，我边给他讲有关银杏树的知识。一不留神，叶子在他手里裂开了一道口。我心里有一丝痛。但我也理解，充满好奇心和探索欲的孩子，拿到手里一个新鲜东西，第一件事就是先弄清其物理性质：软的硬的？光的涩的？温的凉的？什么色彩？有无气味？延展性如何？等等。所以我也就没有责备他。儿子手里举着被他捏破的银杏叶，却说，“我还想要一个”。我说，“好，我们散步的时候，到公园，爸爸给你再拔几个”。
所谓公园，就是把干枯多年杂草丛生垃圾遍布的母亲河休整休整，河床铺一些石板，两岸栽种一些花木，取名滨河休闲广场的地方，出家门5分钟就到了。因为公园刚建成不久，两岸稀稀落落栽种的树大多都是些孩子树，柔弱地立在那里，怪孤零的。也不知它们的父母如今在哪，是否惦记它们。
在这些稀稀落落从远方移植而来的树中，就有二十来棵银杏树。我这人特别喜欢银杏树。有一年秋天，我在一个偏远的地方见了几棵高大的结满了果实的银杏树，喜不自胜，在树下拣了好些落果在手里，想着有一天把它们种在什么地方，也让自己拥有如此这般一片华美的林子。结果辗转多年，能让它们落地生根并100年不遭刀斧逼迫人为戕害的地没找到，虽心有不甘但还是把它们丢弃了。
我带孩子散步，路过这一溜二十几棵瘦小的银杏树时，每每要停下来，观望那么一会。我顺便把自己知道的有关银杏树的知识、故事，也讲给儿子听。因为是新移植过来的树，有几棵来年死了，我心里好一阵惋惜和痛。
一日，我带孩子散步路过这里，忽然看见几个民工在用锋利的钢锯伐这一溜银杏树。我不明白这些可怜的小树做错了什么，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大罪，竟至于要虐杀它们于童年！上前一问才知：河的这一段要建一座桥，他们是在为建桥清场。我好想认真地告诉他们，不要锯这些树，可以把它们挖出来，另找一片地移种过去，这样锯掉太可惜也太残忍了。我甚至想，我掏钱把这些没爹没娘的小树买下，自己弄块地，以便它们能成一片阴凉。可是我心里知道，这样两件事，我是一件也没有能力完成的。你表面看，这是几个民工在那里行凶，其实在他们身后，是一架没有人心和不通人性的机器在指挥这场屠戮。是的，这是一场屠戮。发起并指挥这场屠戮的机器在用自己冰冷且钢铁般的意志向它所选定的目标挺进，凡有阻碍这目标实施的，无论是人是物，都将被它无情的铁臂推倒在地，或被它巨大的车轮压为粉齑。
也许，第二个方案较为可行：现如今，只要你肯出钱，尤其是拿几棵被判了死刑的树变现，还是有人愿意做交换的。问题是，我买下它们，种到哪里？
此前，我在电视上曾看到一个片子，讲一个老人顽强植树的故事，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这个叫董老汉的人把自己承包的地全种上了树之后，又开始在公共荒地上种起树来，结果被村干部叫停了，村干部毫不含糊地告诉他：你不能在公家的地里乱种树。
显然，我一个拥有城市户口的人，这辈子不可能有一块在自己私人名下的土地，也因此我即使想收养几棵被判了死刑的树，我把它们安置到哪呢？
每一年的植树节，我都是在惶惑中度过的。电视上热闹的植树场面不管是假戏真做还是真戏假做，我，一个普通中国公民，却是发自内心，想为自己的国家添一片绿的。可是我买了树，往哪种？
在一些极为庄重的场合，时常有一些极为庄重的人用极为庄重的口吻对公众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属于国家所有。但国家是什么呢？它又是谁的呢？我快入土的人了，至今搞不明白这两个问题。如果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没有属于自己可以独立支配的土地，那么他们的根往哪扎？他们的家牢靠吗？他们的理想往哪安放？他们的内心深处，何以生出美丽的、持久的、需要数代人辛勤持续浇灌才能呈现的梦想？而国家，把如此多的土地攥在自己手里，是使它变得更丰饶更美丽更适宜居住了呢，还是变得更破败更荒凉了？
我想有一棵树。我想有一棵自己的树。首先，我想有一棵自己的银杏树。因为我喜欢银杏树的叶子。现在，我的儿子也喜欢上了银杏树的叶子。我想在属于自己的树上，采摘银杏树的叶子。
在我们的城市，许多公园都立有这样一块牌子：请勿践踏草坪，严禁采摘花木。我知道对这样的牌子，我是不必当真的，可是我还是当真了。我是一个守旧古板的人，一件事被当众宣布为不可为时，我要是做了，心里就会有违规的自责。
我的不敢、不愿在公园采花折枝，还缘于这样一个故事：几个中国大陆的植物学家在日本考察，在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日本同行用手指一棵日本特有的古老树种给中国人看，中国同行听罢，伸手就准备从树上折一枝条下来，随行的日本人大惊失色，忙上前阻拦，嘴里连连说：不敢不敢，那是犯法的！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一座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在这样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别说摘一条树枝，就是砍倒一棵树，有何不可，有何可顾虑的呢？最关键的是，有谁会看到、有谁会发现呢？可是日本人不这样看问题，他们认为，既然法律禁止的事，在大庭广众面前不能做，在法律“看”不到的地方也不能做。
所以当我带孩子站在这公园仅剩的几棵瘦弱的银杏树前时，我的手犹豫了。
我想有一棵树，一棵栽种在自己的土地上永远不怕被什么人驱赶、强挖、盗伐，可以数百年屹立不倒枝繁叶茂生机盎然的树。
我何时能拥有这样一棵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