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虽然已经离去，但是她是这个时代最惦记的英雄。

　　《老王》读书笔记

　　从文章看，最主要的是平等观念。在作者那里，人是生而平等的，各人境遇不同，甚至差别很大，不过是幸运与不幸造成的差别。所谓幸与不幸，包括天赋条件、成长条件、生理条件，幸运者只有关爱不幸者的责任，没有歧视不幸者的理由。有平等意识，才会有平等对话，才会感觉人家上门来“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是很抱歉的。

　　再是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要求社会关心个人、同情个人，尊重个人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尊重人格，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并促进全体劳动者的全面发展。作者一家对老王是怀有这种精神的。知道老王有夜盲症，就送了大瓶鱼肝油。他们总是照顾老王生意，坐他的车，让他挣点钱。老王收钱常常客气，他们总是照原价付。平板三轮不敢坐了.还是关心老王是否能维持生活。总之，对不幸者怀有一颗爱心，才能这么关心人，爱护人。

　　老王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身子僵直，样子非常怕人，作者心里只有同情和悲酸。老王死了好几年了，作者每每想起来还感觉有愧于这个不幸者，总觉得在他生前，对他关爱不够。所有这些，都是人道主义精神，正是公民道德建设所提倡的。

　　老王”普通不能再普通的名字，只要你姓王就能称呼，即使现在不能称呼，将久也要称呼。老王不知何许人也，文中只有姓没有名，家事也略知一二，而文章选题也仅仅是老王。在这个世界上对于一个人来说，面对这样的人应该很多很多。文中杨先生极尽歌颂老王的质朴善良的同时，字里行间业自然流露出自己对老王的爱与同情。杨先生出生于名门望族，自小受传统文化熏陶，我想孔老夫子“泛爱众”思想深植于心。因此这种爱非常自然，行文中才有一种大爱无痕的感觉。

　　我觉得杨先生的善良有别于老王的善，老王的善举或许来自于杨先生夫妻俩素日对他的同情关照，或许来自于人本身的天性，或许二者兼有。因为老王到底是什么人，什么历史杨先生一概不知，但是杨先生尊重老王的人格，因此，老王对其他人只是价格公道，而对杨先生一家才有特殊照顾。我想文中老王的善举，主要来自于杨先生本身的爱!杨先生之爱来自于天性，更来自于教养。

　　关于杨先生夫妇淡泊名利事迹，曾经好好的品味过，读了此篇对杨先生的敬意油然百增，学习此篇不仅仅告诉学生，学习老王的忠厚朴实，更应告诉学生“爱而生爱”的道理。告诉学生不仅仅会唱《爱的奉献》，更应该理解其深刻内涵。

　　郭汝平，19岁，山西省运城市河津小梁乡辛庄村人。这是一个心硬如铁的“杀手”：一把砍刀常年别在腿上，随时听候狐朋狗友们“调遣”，只要一声令下，立马“冲锋在前”。刀落处，血肉横飞，他却面不改色，收刀离去，“从容”等候下一次“召唤”，直至被警方抓获归案。这样一个“冷面杀手”，却在运城市盐湖区看守所充满人性和亲情的管理下逐渐败下阵来，变得驯服甚至腼腆。2004年12月5日，终于有交待7年前把4个同村的孩子活活烧死了罪恶。7年来，警方一直在试图解开4个孩子的死亡之谜。今年，看守所的管教干部用真情温暖了一个杀人犯的心。

　　对郭汝平虽是迟来的爱，但是将魔变成了人。如果这爱早一些，悲剧也许不会发生。连杀六十余人的杨新海，本想靠辛苦挣钱生活，可打工时连连受挫，人格受到伤害，因此变成了魔;最近报道的农民工王斌余连杀四人的事件，做人最起码的尊严也不存在的时候，就连杀人连喊道：活着不如死了好!还有那些马加爵们-------真正让人体会到：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就一点爱”，这个世界就变成美好人间!

　　为富不仁变得很正常，崔永元大胆的向世人道出：现在的演艺界的德行和老一辈艺术家相比——相去甚远!杨先生的丈夫名扬海内外，杨先生的作品也受世人瞩目，是“大腕式”的人物。但是杨先生的爱洒向每一个角落，一个普通不能再普通的老王，她去关怀;一个普通不能再普通的老王，她去牵挂;一个普通不能再普通的老王，值得她纪念成章。不用再说了，杨先生是真正的“大腕”，一个受世人尊重、敬仰的超级“大腕”!

　　《老王》读书笔记

　　杨绛先生的散文向来得到很高的评价：“严谨的写实作风使她的散文浑然本色，亲切可感;对道德尊严的执着追求使她的散文充满了人格的感召力;有距离的审美观照、美丑善恶互现手法形成其散文清雅隽永、豁达冲淡的艺术风格;理性与感性紧密交融的语言使其散文既富理趣又颇具小说神韵。”《老王》是杨绛写于1984年的一篇散文，在选入中学课本后，引起界内人士的极大关注。关注焦点是大家公认的作品文眼：“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为什么杨绛先生每当想起老王，总是心生“愧怍”?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说，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存在之前，部分意义已经存在，在文本结束的时候，意义仍然在继续延伸，读者有权按照自己的“期待视野”对作品做出自己的理解。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能使人思想发育、灵魂苏醒，从而构建出自己的精神大厦。就作品本身而言，笔者认为，理解《老王》中的“愧怍”，不能离开老王生活的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想想文革中的“侮辱与被侮辱者”“损害与被损害者”，以及他们对待那段写满侮辱与损害的历史的态度，弄清老王不幸的深层原因(或者说生存环境)，也许更容易把握“愧怍”的真正内涵。我们不妨从三重关系入手，探索老王的“不幸”与杨绛先生的“愧怍”。

　　“我”和老王——经济关照与心灵相隔

　　文章开篇就交代了“我”和老王的关系：“我”是坐车的，老王是拉车的，“坐”和“蹬”是不平等的，我们是主雇关系。一个“常”字交代了“我”照顾老王的生意，这也是老王对“我”感激不尽的原因之一。不同阶层的人认识基点存在差异，情感交流必然存在“隔”的状态，所以“我”和老王之间的交流仅限于无话找话的“说着闲话”。老王也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一种“珍惜”：“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送钱先生上医院，“坚决不肯拿钱”，“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老王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与杨绛一家的交往中，他感觉到了一种从他人那里未曾感受到的温暖和亲近，所以这种发自内心的帮助与钱无关。尽管有些时候“拿钱”，但并非出自他的本意。也正是这样的温情，使得老王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获得一种心灵的寄托。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这里的两个“赶忙”含义不同。老王是知道杨绛“转身进屋”的动作意味着什么，这是老王不愿接受的。杨绛并没有理解老王的心情，“免得托人捎了”，则强调非给钱不可。出于一种自然反应，面对“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的老王，杨绛“害怕得糊涂”了，一心想到的只是赶紧打发老王走，而打发老王走的最好方式就是钱物两讫。老王知道自己行将就木，他之所以拖着“直僵僵”的病体，最后一次来到杨绛家，很显然有他内心的考虑，弥留之际要向“我”一家做最终的告别。然而，他的苦心最终遗憾地为杨绛所误解(或者说是拒绝)，使其成为一场简单的经济交易。他与杨绛一家毕竟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杨绛与老王之间内心深处的隔膜显而易见，双方对他们之间交往的理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知识分子和底层劳动者在文化上、心理上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隔着一层“厚障壁”。所以，刘禹锡宣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贾府的焦大不爱林妹妹。同样，“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杨绛不可能和没有文化的老王有什么共同语言，有过多的交往，更不可能成为知心朋友或亲如家人，只能“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杨绛写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的关系并非《老王》一篇，诸如《杂忆与杂写》中的《林奶奶》《顺姐的“自由恋爱”》《阿福和阿灵》等几篇都是这方面的内容，而“杨绛的态度是一致的，就是对下层劳动者有着一种深切的怜悯与同情，但是这种同情与怜悯又是居高临下的”。

　　老王和其他车夫们——同行与不同道

　　老王的生存面临三大困难。职业危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情感孤独——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了。身体残缺——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和同行比，同是底层的老王显得孤单无助，处境艰难：同行们有“组织”，有亲人，有健康的身体，能看透主顾趁机弄点实惠;老王只有真诚和善良以及做人的准则。

　　老王一只眼是“田螺眼”，瞎的。瞎眼不但让他没了乘客，而且招致了别人的诋毁——“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这句话所有的根据都来自恶意的臆测：“大约”——乱猜疑，“什么恶病”——瞎估计。老王除了要忍受独眼、独身、独户的不幸之外，还要忍受“更深的不幸”——起码的做人尊严被欺侮、被凌辱、被践踏!老王的“田螺眼”竟然成为看客嘲笑的把柄，茶余饭后的谈资，人心如此阴森!我们往往习惯地认为像老王这样的人更容易得到社会大家庭的关心和帮助，我们习惯地相信好人终有好报，杨绛先生以尖利的笔尖刺破温情脉脉的生活面纱，直指生活的疼痛和人性的黑暗，以老王身体、精神的双重不幸促人怵惕，催人反省。“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这是中国文学史上自孔子、太史公以来一直提倡并恪守的写实作风，杨绛的散文创作无疑是坚定地实践着这一文学主张：“不虚美，不隐恶”，原原本本，据实写来。因此，老王的不幸，是一个时代底层劳动者受难的缩影，是时代的悲剧。

　　面对老王的死，老李的口气冷漠得如同鲁迅《祝福》中短工对祥林嫂的态度。我们不难看出，与老王有隔膜的不仅仅是杨绛一个人，与老王同处一个阶层的老李与老王也有隔膜，虽然这两类隔膜的意义可能不同。老李不仅是老王的“同院”，而且还代他传话给作者，大概是关系较为亲近的了，老李对他竟然如此态度，其他同行就更可想而知。“埋在什么沟里”?作者对此，无意多问，也无需多问。“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这在一般看客的眼里，就像打探他的“田螺眼”一样，是一个颇为吸引人的话题，人性里这里可怕的“旁观”，让我们生活在冷漠里，这只能令人更加痛心和叹息。同是底层人，与鲁迅《一件小事》中的车夫对老妇人的态度大相径庭。

　　车夫们和“我”——欺负与防范

　　在《老王》中，作者把老王和其他三轮车夫作了较为鲜明的对比，认定老王“最老实”。而其他的那些车夫，也许正是非议老王、说他“不老实”害恶病瞎了眼的那些人，他们却用小块的冰，赚到了大价钱。

　　作者在这里将老王与其他车夫进行了对比，老王从没有“看透”自己一家人是好欺负的，这也正说明有许多三轮车夫常常欺负、哄骗这对“不谙世事”的老知识分子。他们也许认为这对老年主顾是“老糊涂”，随意欺哄没关系，就像他们随意嘲弄老王一样。文革扭曲了人性，夫妻反目，父子陌路，人与人之间难有信任，人人自危，各自保身，一些车夫为了生计就暴露了人性的丑陋。

　　文学作品往往有留白之处，读者要“依据语境研究话语的真正含义，解释话语的言外之意。会话含义关注的不是说话人说了些什么，而是说话人说这句话可能意味着什么”。解释循环学原理告诉我们，要理解整体离不开局部，同样要理解文本局部也离不开整体。通过对以上个细节的探幽索微，我们厘清了“我”与老王、老王与同行、“我”与其他车夫等三组人物之间的关系，基本明白了老王的生存环境。杨绛的笑“是用泪水洗过的，所以笑得明净，笑得蕴藉，笑里有橄榄式的回甘”，这种态度，固然主要体现了作者建立于高度智性之上的恬淡和冲和，但也体现了其中作者深厚仁者之心的内在精神底蕴。“她不是那种飞扬踔厉的作家，正相反，她有缄默的智慧。”“她对人情的观察认识，对人世的体会感悟，对作品人物的把握描示，都比钱钟书来得自然”。杨绛先生在作品里展现了最高的智慧，她用最恰当的语言，向世人表达她对人性最彻底的了解，把人性各式各样不同的方面，最巧妙地加以描绘，笔下闪耀着机智与深刻。细加体会，我们不难明白杨绛先生的作品强烈地体现作者的“观察者”姿态，采用的是一种“走出事态之外的冷静的审视”，理智地“看”正是杨绛作品最基本的特色之一，作品无处不在体现着一种对人性、道德以及社会制度的深切关怀与反思。杨绛的“愧怍”，是对社会责任缺失的一种自我反省，也是对整个社会道德现状的忧虑和批判。应该“愧怍”不仅仅是杨绛一个“小我”，每一个比老王相对幸运的人都应该“愧怍”：面对老王的“不幸”，人们做了些什么?应该怎么做?这应该是杨绛先生在《老王》中“愧怍”的真正内涵!

　　读《老王》，我们不能用简单感人的道德故事来遮蔽作者对社会责任缺失的反思与对道德现状的忧虑。老王的“不幸”究竟是个人的“不幸”，还是社会的“不幸”，值得我们深思。由此看来，沪教版把《老王》编写在“平民生活”里，苏教版把《老王》放在“底层的光芒”板块中，固然读出了文本对普通劳动者善良与诚实的褒扬，但是我们在《老王》中更应读出杨绛先生对现实中国的思考。鲁迅先生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散文《老王》，让我们感受到作家杨绛的道德良知，这也是我们阅读这篇文章的人，应该从作者身上学习的珍贵品质。

　　《老王》读书笔记

　　《老王》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主人公老王生活困苦，难以维持生计，但他善良淳朴，临死前一天还亲自为作者送香油和鸡蛋，表示感谢。而作者也曾接受过老王很多帮助，所以她写下这篇散文来纪念老王以及对他表示赞扬和同情。

　　老王虽然穷困潦倒，但他尽力去为作者一家人提供帮助，从送冰和送钱先生看病这两件事中就能够体现老王心地善良，老实厚道。在那个动乱的时期，老王诚心帮助作者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他的雪中送炭令作者感动，也让我们感受到质朴的温暖，他并没有考虑到自己可能会被批斗，更没有打算谋取任何利益，正是他的这种可贵的品质，让每一个人都能记住他--一个默默无闻又淳朴憨厚的老人，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灵。

　　就是这样一位穷苦的老人，临死之前仍然对作者心怀感激，亲自艰难地带病给作者送来香油和鸡蛋。虽然这些都微不足道，但我们能感受到了老王的知恩图报和极其纯朴的心灵，写出了作者心中的心酸和感动。老王只是一个小人物，但他的精神品质却是许多人不具备的，他寡言少语，却总是尽力地给予别人帮助;他生活贫苦，但从不欺诈别人，缺斤少两;他拥有不幸，可他却想自力更生，不接受别人同情的施舍。我们在生活中应该给予像老王这样的人更多的关怀，维护他们的尊严，学习他们的品质，而不是去轻蔑他们，或者用金钱侮辱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也同样要从老王的身上学习这种舍已为人的精神，尽力去帮助他们，让他们感受来自于身边人的真诚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