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早晨，太阳以猛烈的、直射的光压迫着这个城市，闷得人喘不过气来，热得狗趴在地上吐着舌头呻吟，和梅一起到江边买菜，回来的路上，梅指着一家“北方大馒头”的店子说：“这家的馒头还不错，买回去尝尝。”听从建议买了几个两口都能吃完一个的“大馒头”，走到离店有十几步的一棵树下，有个女人拢到我身边，用近乎耳语般的声音说：“给我买个包子吧。”语气不卑不亢，似乎她不是在乞讨，而是和我打着商量，停住脚步，准备解开袋子给她两个馒头，却有人在后面猛推我一把说：“别给她，她是个疯子，快走!小心伤到你们。”推我的是个满头银发，手上和我们一样拎着菜的老太太。

　　梅拉着我快步离开，我回头看那女人，三十岁左右，中等个偏瘦，一丝不乱的短发中分，两鬓夹着发卡，黝黑的皮肤，干净的白衬衣，扣子扣得整整齐齐，包括领口和袖口也严严实实地扣着，黑色七分裤，湖蓝色拖鞋，见我回头看她，冲着我微笑，好像非常能理解刚才不给她馒头似的，我反而不好意思起来。

　　那之后，只要是去买菜，或早上，或傍晚，总能看到她，像守林人一般，站在馒头店门口那棵银杏树下，眼睛望着买馒头的人，无论谁走过，她都会说那句：给我买个包子吧。从夏天知了的大合唱到秋天黄杏叶儿的飘飘零零，很少看到有谁给她一个包子或者馒头，她也不恼不怒，似乎只是出于礼貌，和人们打着招呼“你好”一样简单，依然整齐的衣衫、依然商量的口吻、依然善解人意的微笑，怎么看也不像个疯子。

　　有一天实在于心不忍，没听从老人们的劝言，买了一袋肉包递给了她，她咧开嘴笑得孩子般，跟我点了点头表示感谢急匆匆地走了。吃过晚饭，到超市去购物，才六点钟的光景，建七路上的夜市已经热闹繁忙了，商贩们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叫卖声、物质的碰撞声、讨价还价声、一片混乱、嘈杂，一些人花钱，另一些人赚钱，却同样地兴高采烈。

　　经过馒头店，下意识地放慢脚步，店门紧闭，只有“北方大馒头”五个大字，在若隐若现地眨着眼睛，仿佛嘲笑着污浊、肮脏又沉重的貌似繁华的都市，那棵树下、那棵高大的银杏树下，那个疯女人还站在那里，好像从来不曾离开过，雕像一般，纹丝不动，四周喧闹的声音似乎与她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有那双饱经风霜的眼睛，曾被泪水灼烫过的眼睛，凹陷无神却闪烁些许悲愤，多么深邃、令人难忘的目光！在她千疮百孔的幕布后面，到底有着多少隐忍的故事？诸如被欺骗的感情、无可避免的灾难、还是没有回报的努力？

　　双休日，和老公手拉手去逛菜市场，远远又看到疯女人，就和他说这个女人看起来还不算太疯，为什么大家看到她就远远地避开呢？她在这里乞讨到底是为了谁呢？老公用手指戳戳我的额头，就你的小脑瓜里装满了十万个为什么，走！今天带你去解开这个谜。于是买了两袋肉包给她，这回高兴得连谢意都没来得及表示就跑了，我和老公紧紧地跟在后面，拐进了小巷，跟她进了一楼幽暗的房子。

　　疯女人住的整个小区都是单位的福利房，标准的一室一厅，客厅堆满了还没来得及卖出的废品，潮湿的空气里有股陈腐的气味，她一手举着一袋包子高声地对着正在埋头清理废品的男人喊：“包子！肉包子！”坐在轮椅上认真工作的男人抬起头温和地说：“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找人家要东西啦。”发现跟在女人身后的我们，诧异地问：“你们是？”“一个街坊的邻居，我们才搬来不久。看您住在这里也是武钢的职工吧？”老公和男人聊起来，“是的，唉，只是三年前骑摩托上班出了车祸双腿没啦。”说着男人拉了拉膝盖以下空荡荡的裤腿。“那单位应该有补贴的啊？您怎么还这么辛苦捡废品呢？”“有是有，不多啊，你看她又不能工作，以前可不是这样的，聪明能干得很，我出车祸在医院抢救时，她以为我会死就突然变得不正常了，但是她不伤人的，还能帮我料理些家务，我们还有个四岁的儿子，现在辛苦点为他的将来尽点责任吧。”

　　在两个男人聊天的时候我跟着女人进了房间，干净的床上坐着一小男孩，正用红红绿绿的塑料积木拼接各式的小房子，见到我一点也不陌生地冲我喊：“阿姨好。”大大的眼睛略露出早熟的忧郁，女人脱了鞋坐在床边，拍了拍她旁边的位置示意我也坐下，然后从袋子里拿出还冒着热气的包子，用嘴吹凉了些再喂给她的孩子吃，我的眼睛湿润了，女人啊女人，总是会有一种复杂而奇怪的情感，无论是哪种女人，穷的富的、丑的美的、正常的和疯了的、都有一种明显的、平凡的、伟大而又相似的现象，那就是母爱。一个母亲如果没有母爱，就像一束光没有热量一样难以想象，所以一个母亲为了她的孩子所做的一切不可思议的举动，都是合乎常理的。

　　又一个下着细雨的天气，略感到丝丝寒意，秋天的雨，似乎比夏天更寂静，偶尔一阵风吹过，把秋日里那份凉意吹得更显缠绵，秋风仿佛文火熬粥，慢慢细细地熬出了一些哀怨、离愁。买馒头的时候顺便打听这些日子怎么没见到疯女人来了，女老板摇摇头叹了口气：“那真是个可怜的女人啊，上个星期他男人摇着残疾车到江滩公园去拣饮料瓶，车刹失了灵掉进江里淹死了，单位要把她的儿子送到福利院她死活不让，看她还会做饭料理家务就给留下了，唉，可怜，太可怜了……”

　　还没听完女老板一连串的可怜，我掉头就往疯女人家跑，大门依然开着，客厅已有堆成山的废品，发出霉烂的味道，没见到女人和孩子，我赶紧拐进房间，可是，进门的一刹那，我像被人点了死穴再也动弹不得，多么可怕和令人惊讶的景象！房顶正中央的吊扇上有一根绳子吊着那个刚满四岁的小男孩，痉挛的脑袋歪向肩头，脸已浮肿，眼睛睁得大大的，我开始以为他还活着，冲进厨房拿了把菜刀跳上床一手抱着孩子一手割断了绳子，可是，孩子已经僵硬了，我又跑到屋外大声地呼救。突然，我的脖子被人用绳子勒住了，再也喊不出来，勒我的女人嘟囔着：“死吧，都死吧，死了就可以进天堂了！”我用双手拼命地和来自后面的力量对抗，双脚轮流不停地往后踢打，幸好邻居们来得及时把我解救了下来，用绳子把疯女人的双手给绑了起来，110也来了，孩子确定已死了。后来，我和疯女人都被带进了警察局，再后来，疯女人进了疯人院再也出不来了。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这一年里我比以往更紧张地工作，也不再去那个菜场买菜，以便渐渐地驱走萦绕在我头脑褶皱处的那具小小的尸体，他幽灵似的那双固定不动的眼睛满是恐惧和疑虑，不知让我失眠了多少黑夜。

　　我虔诚地呐喊：祈求天、祈求风、祈求日和月、祈求不知名的小草，让世间所有的人们没有病痛、没有灾难、没有眼泪吧……